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规范我市法院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提高审判效率，节约诉讼资源，促进当事人息讼止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结合我市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实际，制订本意见。
一、基本原则
第一条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种处理民商事纠纷案件的重要制度。我市两级法院应进一步加强调解制度的运用，在案件审理的各个阶段，积极贯彻调解原则，稳妥处理各类民商事纠纷。
第二条 调解应当符合当事人自愿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
第三条 调解适用于各类民商事案件，但下列案件除外：
（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案件；
（二）涉及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
（三）其他不宜调解的民商事案件。
第四条 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
二、调解参与人
第五条 调解可以由审判员、助理审判员或人民陪审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或者委托调解员、法官助理、书记员主持调解。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
第六条 主持调解的调解员可在行业协会、退休法官及其他社会人士中选任，具体选任和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第七条 主持调解的人员应遵守法律和审判工作纪律，并应做到：
（一）平等地为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实际生产生活需要着想；
（二）工作态度认真、细致、耐心；
（三）注意言行谨慎，避免当事人对其公正性产生合理的怀疑；
（四）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以不正当的手段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
（五）不得因当事人不愿调解而加以刁难，不得因此而影响裁判的公正性；
（六）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或商业秘密。
第八条 有权签订调解协议的人员包括：
（一）当事人本人；
（二）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三）其他组织的负责人；
（四）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
（五）经特别授权可参与调解的委托代理人；
（六）在集团诉讼中，经特别授权可参与调解的诉讼代表人。
第九条 一般授权的代理人参加调解时，其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征得被代理人的书面同意。
第十条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案件，调解必须有第三人参加。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诉讼，在调解时需确定由第三人承担义务的，应经第三人同意。
第十一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法院应通知一审必须参加诉讼而未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应将该当事人列为诉讼主体，享有相应的权利或承担相应的义务。
第十二条 在调解中，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但不得伪造证据或虚构事实。
三、调解方式
第十三条 调解应在法院进行。通知或建议当事人调解可以采用电话、传真等简便方式。
第十四条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或者当事人的请求，调解可以不公开进行。
第十五条 调解时，一般由当事人先提出调解方案。当事人意见不一致的，主持调解的人员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供双方当事人参考。
第十六条 调解主持人可以根据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分析引起纠纷或造成损失的原因、责任及应该适用的法律，并可告知当事人类似纠纷在其他案件中的处理结果。
四、庭前调解
第十七条 庭前调解是指案件经人民法院审查立案之后，至开庭审理前的调解工作。
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庭内设立专门的调解机构，由立案法官、人民陪审员或受委托的调解员、法官助理、书记员主持开展庭前调解工作，也可由审判庭的审判人员主持庭前调解。立案庭设有证据交换法官的，也可由证据交换法官主持调解。
第十八条 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要求调解处理纠纷的，可以当即立案，由立案庭组织调解。
第十九条 在首次送达诉讼文书给当事人时，应同时送达调解建议书及空白回执。当事人应在三天内将是否同意在庭前调解的回执交回法院，或者以其他方式表达调解意愿。
第二十条 一审案件当事人表示调解意愿的，由立案庭在五个工作日内组织调解；二审案件当事人表示调解意愿的，可由立案庭组织调解，也可由主审法官或书记员在二审法庭调查前主持调解。
第二十一条 需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的案件，可在证据交换前或在证据交换结束时一并进行调解。
第二十二条 对下列几类案件，即使当事人未表示调解的意愿，在开庭审理前亦必须进行调解：
（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
（二）亲属间的财产纠纷；
（三）相邻关系纠纷；
（四）共有财产纠纷；
（五）医疗事故纠纷；
（六）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七）劳动争议纠纷；
（八）借款纠纷；
（九）合伙、合作、合资纠纷；
（十）房地产租赁纠纷；
（十一）物业管理纠纷；
（十二）建筑工程承包合同纠纷；
（十三）已签订还款协议的其他债务纠纷。
第二十三条 庭前调解工作不影响案件流程管理及财产保全、证据保全的正常进行。
五、开庭与调解
第二十四条 开庭审理案件时，合议庭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可在当事人陈述主要诉辩观点或者调查质证结束后，组织调解。
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可在法庭辩论结束后调解。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需在庭外协商，或者根据案情的需要，可在休庭后调解。
合议庭可以委托调解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组织休庭后的调解工作。
第二十六条 休庭调解工作时限为十个工作日，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或者同意，可以延长至二十个工作日。
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或者同意延长调解工作时限的，可以作为申请延长审限的理由。
第二十七条 对不需开庭审理的二审、再审案件，审判人员、法官助理或书记员亦应及时询问当事人有无调解意愿，并作出相应的调解建议。
第二十八条 在立案后至宣判前，当事人可以在没有审判人员主持的情况下，自行协商庭外和解，并选择申请撤诉、调解的方式结案。
六、调解与判决
第二十九条 调解主持人在调解过程中应审查当事人的主张以及相应的证据是否真实合法，并审查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有关法律和本意见的规定。
第三十条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经主审法官审查符合有关法律和本意见规定，并经合议庭合议通过的，由审判长签发调解书。
调解员、法官助理、书记员主持调解的案件，调解书仍由合议庭署名、审判长签发。
第三十一条 调解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当事人及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二）案由；
（三）简要的诉讼请求；
（四）调解协议的内容。
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明确，可以强制执行。调解书可以不记载不利于当事人和解的内容。
第三十二条 调解书应当由当事人本人、其他有权签订调解协议的人员或者经当事人书面指定的其他人员签收。
调解书不适用公告送达和留置送达。
第三十三条 调解书经前条所述人员签收后生效。当事人或代收人反悔拒绝签收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十四条 经调解达成书面协议，双方当事人和好的离婚案件、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经调解主持人询问，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明确表示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其他案件，可以不制作调解书。
调解主持人应告知当事人，上述案件的调解协议经调解主持人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即生效，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并记入笔录和调解协议。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和解目的作出的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
第三十六条 调解不成的案件应及时判决，但是不得以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提出的调解方案或未生效的调解协议内容作为裁判依据。
第三十七条 调解不成的，调解主持人应记录当事人的调解方案及意见，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入卷。
七、其他
第三十八条 除在调解离婚的案件中对解除婚姻关系和子女抚养的内容不得申请再审外，当事人、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或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对调解结案的案件，提出证据证明调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调解协议或调解书生效后两年内申请再审：
（一）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
（三）未经特别授权的人代签调解协议或签收调解书的，但当事人追认的除外；
（四）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
第三十九条 本意见适用于深圳市两级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民商事一审案件，以及二审、再审案件。
第四十条 本意见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意见自二○○三年五月一日起施行。
审判与判例制度
张雨林 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2003-10-10 发表于中国法治网，是一篇不成熟的文章，着重于介绍我国判例制度的现状）
《南方周末》在8月14日的《司法酝酿重大变革》一文中指出：在我国，让法院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架构中起更重要作用的呼声一直不断。一些涉及法院改革的核心观点为：……取消司法解释制度，采行判例制度；……。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不久前公布了一起借款合同案件的判例，在民商事审判领域开始实施“判例指导制度”，以提升法院司法的统一性保审判的公正与效率。民商事审判中实施判例指导制度，在我国省级法院中尚属首例。天津高院实施判例指导制度，是否有利于司法公正，一时间成为公众关注司法改革的聚焦点。
什么是判例？判例制度对审判公正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
判例，是指审判机关对于某具体案件作出的判决。在英美法系（普通法系）中，判例是法律的主要渊源之一。在大陆法系（民法法系）中，过去并不看重判例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这一趋势有所变化。而且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的成文法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与之相辅相成的判例也大量出现。判例在整个法律运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见长。
“判例制度是指判例虽在司法实践中有指导作用但无法律拘束力的制度，即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参考但不是必须依据上级或同级法院的同类判例，故判例制度又可称为判例参考或判例指导制度。”[1].注意：本文所说的判例制度非判例法制度。判例法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有法律拘束力。而判例则反之。所以，判例法制度指英美法系（普通法系）国家在“遵循先例”原则基础上运用判例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体系。
就从刑法判例来谈谈这个问题。首先看看以下案例。[2]
案例：
被告（上诉人）：叶某，男，32岁，吉林人。
被告人叶某1997年12月某日晚，窜至本村农民孙某家，将事先准备好带有剧毒的老鼠药的玉米棒放在孙家的牛槽里，毒死1头耕牛，价值3000元。次日，叶某以1000元的价格将死牛收购，后到市场贩卖。1997年12月至1998年2月间，叶某采取投毒的手段，以收购被毒死的耕牛贩卖谋利为目的，先后在各地作案17起，毒死耕牛20头，价值5.8万元。其中叶某收购13头到市场贩卖，牟取非法利益8000多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叶某，为图私利，使用投毒方法毒死耕牛，又收购贩卖被其毒死的耕牛，致使公民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危害，且足以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其行为已构成投毒罪。其犯罪手段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叶某犯投毒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法院判决后，叶某不服，依法提起上诉，其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投毒部分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叶某以收购被毒死的耕牛贩卖为目的，向他人家牛棚及野外散放的耕牛附近投放毒饵，造成20头耕牛中毒死亡，致使村民个人财产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同时，也给生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销售有毒的牛肉，危害不特定多人的身体建康，情节恶劣，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二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撤消一审判决中对叶某犯投毒罪的定罪和量刑部分；叶某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在这里，我们不讨论二审法院定罪是否正确与怎样认定投毒罪的一罪与数罪问题。（书中认为：被告人在行为之始，就准备实施这一系列的投毒行为，即被告人明知其一系列投毒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而实施它们。事实上已危害了公共安全。应构成投毒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的想象竞合，定投毒罪。二审法院判决错误。）
案例是同一案件，但一审法院与二审法院的判决差异竟如此之大，不能不让人深思。定罪的罪名不同，一罪变两罪；量刑由死刑到有期徒刑11年。定罪不准、量刑不均一直是困扰司法解释制度的难题。在司法实践中，定罪不准、量刑不均的表现在：
1、不同审判组织判决不同。原因是：A、对同类案件或同一案件，因司法主体的不同（审判员、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作出的判决也不同。B、同类或同一案件在不同审级、审判程序中判决不同。C、我国多采用的是经验型量刑方法，不同的审判人员因法律素质的不同会作出不同的判决（不同人员使用严刑与轻刑的不同习惯及对法条与其解释的不同理解所至）。
2、不同地区的人民法院对同类案件判决不同，这主要是由经济发展不均衡所至。
3、不同时期对同类案件判决不同。如：新旧法交替时期，立法、司法解释出台前后，严打时期等。
4、对不同犯罪主体判决不同。
刑法判例和刑法审判解释的目的是一致的。刑法审判解释是对刑法规范的具体化、明确化，它采用了条文化的形式，使用了概括性的词语，对具体的案件的实际审判只是理论指导；而刑法判例源于刑事判决，具有个案针对性，所以更利于刑法规范的适用。“我们强调刑法判例在刑事审判中对定罪和量刑活动的重要作用，但绝不回避刑法判例的适用不当可能给刑事审判工作造成的巨大损失。这就要求我们在刑事审判中适用刑法判例要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刑事审判工作必须遵循自身的规律，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承认刑法判例中的经验性认识对审判实践的重要作用，但是绝不提倡经验主义”。[3]
判例制度，就是选择典型的案例判决作为判例，为法官审理案件提供借鉴和指导，对于类似事实的案件，在适用法律以及裁量幅度上，都可参照相关判例进行判决。典型案例由于“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和公正性等特点，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重要工具。”[4]问题的焦点是，这些案例在整个刑法适用过程中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是否会对公正审判产生不利的影响。这个问题国内学者有许多的观点，可以探讨。但是，判例在刑法适用中的作用却是学者们一致认可的。它包括：
1、判例与成文法条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如：刑法判例对刑事审判的定罪、量刑情节起解释作用，使刑法规范相对精确。
2、判例制度有利于提高法官裁判的质量。如：刑法判例对定罪量刑标准起统一作用。
3、判例制度有助于提高裁判效率。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田浩为说，判例是对法律最具体、最生动的解释，可以帮助人们正确统一理解法律，进而保证审判活动的稳定与连贯。同时，判例给法官审理案件提供了重要的范例和参照依据，有利于防止一些法官由于经验不足或受到外力干扰而在适用相同法律条款审理同类案件时作出差异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的判决。判例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替代法律条文本身，而是在现有法律基础上树立起正确适用法律的“样板”。
在我国提倡审判公开的今天，司法机关在确立判例后，应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及时公开。这样就便于当事人更具体地了解法院裁判的理由和依据，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保证司法公开、公正。确立判例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使之规范化、制度化。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判例确立的效率和判例的质量。更加利于发展与完善判例制度。
[1]余冬爱《判例法制度？判例制度？——一个似是而非的司法问题》
[2]赵秉志/主编《中国刑法案例与学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129
[3]冯军《论刑法判例的创制与适用》载于《当代法学》刑事法学类，期刊号199901，39～43。
[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编辑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精选》编者说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1993。
作者简介：张雨林，又名张霖。上海律协信息网络法律研究会特邀委员，现工作于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
电子邮件:yuling_831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