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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6条
立法理由及相关立法证据的搜集

齐 汇

一、引言

建筑物及其地上物致人损害责任，亦称为建筑物致害责任、地上物致害责任、地上工作物致害责任。这种特殊侵权责任是指建筑物及其他地上工作物因设置和保管不善，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的特殊侵权责任。 《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这一条文规定的特殊侵权责任，就是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已经成为共识。 但是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规则；也有学者认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规则， 这两种主张都是不正确的。

首先，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责任不是一般的侵权责任，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归责。 其次，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的原意，该条后段规定“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就是为了适用侵权法中过错推定原则，而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那么《民法通则》中除了第126条是关于过错推定归责原则的规定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条文款项是对于此种归责方式的规定？过错推定的理论基础和产生的社会背景到底是什么？过错推定在诉讼法上是如何得以体现和展开的？建筑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是如何规定的？这一问题在比较法上有何种具体的表现？这些问题将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比较法上的研究

日耳曼法和罗马法都有关于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前者规定，建筑物致人损害，不论其为所有人或占有人，也不论其有无过错，只要对物的利用有利益者，均应负赔偿责任。罗马法规定，建筑物崩塌所生损害，由其所有人承担赔偿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386条规定：“建筑物的所有人，对于因缺乏维护或因建筑物的缺陷所发生的坍塌而引起的损害，应负赔偿的责任。”德国民法典第836条规定：“第一，因建筑物或与土地相连的工作物的倒塌，或因建筑物的或工作物的一部分剥落，致人死亡或损害人的身体或健康，或毁损财物时，土地的占有人，以倒塌或剥落系因建筑物有缺陷或保养不足的结果为限，负有向受害人赔偿由此而造成损害的义务。第二，如果占有人对防止危险已尽相当的注意者，不负赔偿的义务……。”紧接着，BGB在第837条和第838条中规定了建筑物占有人和建筑物保养义务人的责任。日本民法第717条规定：“土地工作物的设置或保存有瑕疵，致他人产生损害时，工作物的占有人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占有人为防止损害发生尽了必要注意时，损害应由所有人赔偿。”瑞士债务法第58条规定：“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之所有人，对于因设计建造或保管有瑕疵所产生之损害，负赔偿责任。所有人对于因此应负责任之他人，得行使求偿权。”在英美法中，建筑物致人损害，分为在室内致人损害和在室外致人损害两种情形，均为侵权行为，得依过错或严格责任请求赔偿。我国民法通则第１２６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可见，自罗马法、日耳曼法以来，民法均规定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但是，这些规定存在诸多差异，如在直接致人损害物体的范围、责任人、归责原则等方面的规定都不尽相同。而从这一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角度以比较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适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

关于建筑物及其他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素有争议。这一分歧从古代法上即已反映出来：日耳曼法对此适用无过错（严格）责任；罗马法则主张适用较一般过错责任稍重的责任。法国法一般认为其适用无过错责任。德国民法对此的规定是过错推定。意大利民法对此规定的归责原则是过错推定。而瑞士债务法所规定的，更接近于过错责任。在英美法中，所有人或占有人分别不同情形承担过错责任或严格责任。我国学者认为，可将工作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概括为三种情形：推定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结合责任。日本民法学界，早期对此主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后来逐步发展为无过错责任。甚至有人认为“工作物责任＝无过错责任”。我国民法学界大多数人主张这类侵权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张新宝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所规定的责任归责原则为过错推定。从大陆法系的民法理论上观察，过错推定仍然属于过错责任的范畴——仍以过错为责任的前提，而不同于无过错责任那样不考虑行为人有无过错的问题。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过错责任：过错推定是由法律假定行为人有过错，因此受害人无须对行为人的过错进行举证和证明。行为人如果要免除自己的责任，则有义务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这实质上是一种举证和证明责任在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转换。基于这种考虑，构成此类侵权责任，仍以过错为要件。

三、过错推定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只体现在126条吗？

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所规定的赔偿责任，以大陆法系理论观之，应为过错推定，属于过错责任之特殊情形。在实践中，受害人不负对加害人过错的举证责任，加害人得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除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原则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为了应付一些前所未有的特殊侵权行为案件的处理的产物，而随着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大陆法系民法中的确立和广泛适用，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变得比较小。虽然有人十分推崇过错推定，以此补充传统的过错责任原则，并用它来充实我国侵权责任的一元化归责原则， 但理论界对此支持者不多。在立法上，民法通则既规定了过错责任，也规定了无过错责任，真正适用过错推定的，只有第126条。但是在研究中有人主张通过推定的广泛适用来解决诸如产品责任、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一类的侵权行为案件，从而实现归责原则的一元化。 也有的学者如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建筑物、悬挂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是对特殊过错推定的规定，但是特殊过错的推定不限于这个条文。他认为《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7条均是有关于过错推定的责任规定。 同时，他认为我国许多特别法条款的规定中也体现了过错推定，如《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3条、《水污染防治法》第41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36条等。 也有的学者一方面认为过错推定仍属于过错责任范畴，另一方面又将过错推定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的一项归责原则，将其与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相并立。这种认识在逻辑上出现了前后矛盾的错误，不值得采纳。 张新宝教授认为，过错推定仍然属于过错责任原则的一部分，是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仍然以加害人的过错为责任的根据或标准，因此不可以将其与过错责任相提并论，更不能将其作为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之一。从我国民事立法的现状看来，过错推定仅仅在一个法律条文中（即《民法通则》第126条）得到集体的适用，而不是广泛的运用。无论是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还是之后，理论界都很少有人认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产品责任、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以及动物致人损害等侵权行为采取过错推定的方法。例如，《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曾经影响极大的由佟柔教授主编的《民法原理》一书中认为，有一以下几种侵权行为并不需要同时具备损害、违法性、因果关系与过错四个要件，被告才承担民事责任，他们分别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责任、国家机关对其公职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法人对其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高度危险业务的无过错责任以及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责任。该书还明确认为，高度危险责任业务之人损害的责任属于典型的无过错责任或危险责任。 《民法通则》颁行之后，佟柔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更加明确地将《民法通则》第121条、122条、123条、124条、127条认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却没有将第126条认定为无过错责任原则。 另外，在我国民法学界还有另一位重要的学者??江平教授，也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民法通则刚刚出台并颁行之后，江平教授在1987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政法论坛》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法中的视为、推定与举证责任”的文章，其中详细论述了过错推定在我国《民法通则》中仅仅只体现于第126条的看法。江平教授在文章中提到：“过错推定是法律推定侵害人有过错，但允许他举证推翻这种推定。属于这种情况的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在其后的论述中，江平教授再也没有举出《民法通则》中属于适用过错推定的条文。可见过错推定只适用与《民法通则》第126条是立法者和当时立法过程中主要学者的基本立场。

四、过错推定产生的时代背景和适用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80年代中期和后期，建筑物倒塌致人和财产损害；居民楼窗、阳台上搁置的花盆坠落伤人；以及其他搁置物、悬挂物摔落，造成对他人的损害等等，这些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 报纸上曾报道，楼房阳台塌落造成伤害的；大楼门口前门厅顶板因站人过多超重塌落伤人毁车的；甚至如东北某地发生整撞楼房塌落造成伤亡的。 这些事件在当时的社会中常常发生，有时甚至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痛苦，导致社会中很多不安定因素的产生。

例如：泰山小区八号楼十二层居民张由义酷爱花草，在其阳台上放置花盆数个。1983年8月3日，天气突然变化，刮起8级大风，将张由义的一个瓦质花盆吹落，正好砸在行人王匡头部，血流如注。后经医院治疗痊愈。花去医疗费50元，误工费30元。王匡向法院起诉，要求张由义赔偿。张由义以花盆为风刮落，不是自己碰落为由，拒绝赔偿。

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当地气候以风沙天著称，每年七到八月风力常在七到八级左右，故案件发生当天为八级大风，并非当地罕见气候。

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后认为：张由义为本地居民，对该地夏季风力较大的气候特点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和了解。故在高层建筑物上放置物品，应当预防被风吹落，发生危险。但张由义并未采取任何防风措施，在阳台上放置了花盆，造成花盆坠落砸伤行人的严重后果。故张由义对王匡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经调解，张由义自愿赔偿了王匡的全部损失。

又如：被告黑龙江省某市某银行于1980年在某市某街37号建有3层砖瓦解构房作为宿舍，3楼屋西建有砖砌花格女儿墙，年久失修，曾于1991年10月间因居民晒被子倒塌过一小段，但未引起被告重视。1992年1月28日，原告程某（8岁）随父母到居住在该楼的祖母家中，在院中玩耍，恰逢该女儿墙倒塌，被掉下的砖块砸中头部，当即昏迷。经抢救并数次治疗，颅骨被切除68厘米，需到15岁时用玻璃钢修补，诊断为开放性颅骨损伤，硬膜下积液，蛛网膜囊肿，左侧体偏瘫，为甲级重伤。程某之父与被告交涉请求赔偿，被告声称不应由自己承担责任，于是原告诉致法院。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用花格砖砌方式建女儿墙是不安全、不符合正规设计要求的建筑物，据此被告无法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构成建筑物及其他地上物致人损害的责任，故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两个案例都充分的说明，在80年代中后期乃至90年代初期，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非常的频繁。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也是纷纷报道了这些楼房倒塌或者搁置物、悬挂物坠落致人损害的事件。由于当时管理水平的缺失，导致大量的建筑物存在者质量方面的安全隐患。加之当时高层建筑刚刚在城市兴起，关于高层建筑安全防范知识还比较缺乏，立法也没有跟上，所以致使大量的事故围绕着高层建筑展开。在没有现代城市高层建筑时，人们往往住平房，不少家庭还有自己的一块小花园，可以种些花草。可是，当人们随着现代高层住宅的兴起，纷纷搬进高层楼房，但是养花的习惯依然保留，导致在80年代后期有一段时间高层住宅上满是花盆的现象随处可见。80年代后期的公益广告中也常常看到提醒高层住户不要种花的宣传内容。

由于高层住宅问题在社会中积聚的上升，引起了国家上层机关的重视。国务院办公厅于1986年12月13日转发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整顿建筑市场情况报告的通知》 。因此在制定民法通则的时候，立法者一方面从比较法的角度考虑到对于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实行较为严格的归责方式，另一方面又充分的落实了当时中央的要求，迎合了时代的发展。可是，建筑物致人损害毕竟不同于环境污染、动物致人损害、国家机关职务致人损害、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一样实行严格责任，对于这种方式的损害不能在举证责任转移问题上施加给加害人过大的压力，因此立法者在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找到了过错推定的方式来处理这类问题，可谓之公允。

五、民法通则第126条中证明责任倒置的相关问题

证明责任（burden of proof）可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往往带有一种权利的色彩，他是在证明案件过程中，当事人就自己主张之成立以及对方主张之否定加以的积极证明权利构成抑或不构成之要件事实的一种行为，而行使这种证明的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权利。客观的证明责任则是指案件中某个双方争议的权利或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依据一定的证明责任分配之方法，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后果。由于主观的证明责任在实践和理论上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故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已经几乎全部偏向了客观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这一问题之上。正如汉斯认为，那种认为在不存在真伪不明的条件下也可以适用证明责任裁判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客观证明责任是一种法定的风险分配形式。这种抽象的风险分配在每一个诉讼开始之前就以经存在，就像实体法之请求权规范一样。 按照德国诉讼法大师罗森贝克的观点，待证事实分为三类，即某种权利产生的事实、某种权利消灭的事实以及阻碍权利产生的事实。罗森贝克教授独创性地从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发现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则，提出当事人对某种权利产生的事实和妨碍权利产生或使已经产生的权利复于消灭的事实在某诉讼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须加以证明，否则将有可能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

最高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第4款规定：“建筑物或者其设置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一条规定的基础是《民法通则》第126条建筑物致害具体规定在证据法上的体现。其进一步强化了《民法通则》第126条适用“过错推定”的色彩。按照一般的侵权情形，权利人必须首先对于权利产生的事实加以证明。一般侵权案件构成要件分为四个部分，即被害人损害之事实、加害人有损害行为、损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加害人有过错。一般的侵权行为中，被害人必须对以上构成要件的事实加以证明。但是由于现代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侵权行为具有了新的性质，如高空落物致害、公害侵权、环境侵权、医疗侵权等等。在这类侵权行为中，往往能够证明加害人有过错的证据和基本事实掌握在加害人一方的手中，造成了“证据的偏在性”，因此法律基于对受害人权利救济的合理保护目的，将侵权案件构成要件中的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负加于加害人一方，以实现权利的合理救济，体现程序之正义理念。

在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案件中，要求无辜的被害人对于被告的过错加以证明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是否有过错的信息资源往往掌握在加害人手中，加害人相比于被害人更加了解致害的原因以及发生过程，因此法律理所应当将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加害方，以实现对被害人的救济，从而进一步实现侵权行为法的价值。《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第4款后段言及：“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其含义应当是先推定加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某种过错，再由加害人就其没有过错加以证明。这里所“推定”的只有过错，而不是全部的责任构成要件。从免责是由上来说，加害人只要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可以推翻这种推定和假设。但是在严格责任中，加害人单单只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还不能构免除责任，只有当其对于法律规定的事实（如不可抗力、被害人故意等）加以证明之后才可以免责，有的情况下就算加害人可以证明上述事实也不能免责，例如空难案件。

江平教授指出：推定侵权人过错就是指侵害人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能免除其责任。在一般侵权行为中，受害人必须证明侵权人由过失，否则侵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负有证明责任；而在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中加害人必须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其将承担败诉的风险。但是这种责任还不是无过错责任，她仍然时过错责任，只是这种过错是推定的罢了，加害人同时还可以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免责。

论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

内容摘要 自杀是故意剥夺自己的生命的行为。自杀条款一般是出现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的，尤其是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中，是指保险人于合同履行一定期限内有故意自杀的行为，保险人对由此导致的死亡不负给付保险金义务的一种约定。我们从承保范围和保险的目的方面来论述。但人寿保险的目的又在于保障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家属的利益，所以针对自杀情形我国法律给予一个“两年“期限的特殊规定。

关 键 词 自杀 人身保险 风险 保险目的 道德危险


有关保险法中的自杀条款,一般是为了规范和商业保险中出现的“自杀”情形而制订的。本文将从其概念、性质、意义以及各国的有关立法等方面作浅短分析，不足之处，望各位师长不吝赐教，进行斧正。

一．自杀及自杀条款的概述。

(一)、自杀及自杀条款的概念。

“自杀”一词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简单地从广义上说就是指“非他杀”， 有人把自杀还分为过失自杀和故意自杀，举个例子来说，例如儿童模仿电视剧中的上吊情节而“自杀”，儿童一个人在家，不慎开了煤气而“自杀”就是过失自杀，还比如精神病患者在神志不清时自杀，也是过失自杀，我个人认为，有关过失自杀的提法，是一个简单地从字面来解释的理解方法，上述我举的例子，用意外死亡来替代“自杀”的说法，恐怕更为合适一些。将所谓“过失自杀”运用在法律中有关自杀的处理规定中，甚至是以人身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中，个人认为是不合理的。例如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无民行为能力的人一般是不能成为被保险人的。我国《保险法》第55条第一款就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而且，按照民法的一般原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的无效的，实施的一切行为都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民法是基本法，保险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保险法在适用的时间必须遵循民法的一般原理。从狭义上来说，也就是讲的法律上的意义，自杀即故意剥夺自己的生命的行为。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就不能称之为自杀或者说不能称之为法律上的自杀。这是目前有关自杀的通说。保险业务中往往就将有关自杀问题的条款称之为自杀条款。
按照我国现行《保险法》的分类——按照保险标的来分类，将保险分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财产保险的标的是财产及其有关的利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险。人身保险的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其中以寿命生命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的生存或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称为人寿保险；以被保险人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使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人身保险称为健康保险；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以意外伤害而致使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称为以外伤害保险。所以自杀条款一般是出现在人寿保险合同中的，尤其是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中。

（二）、自杀条款的性质及意义。

一般来说，寿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是作为免除责任的条款拟出的，把自杀作为保险的除外责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6条第一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的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的以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经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有学者是这样给自杀条款定义的：“自杀条款是指保险人于合同履行一定期限内有故意自杀的行为，保险人对由此导致的死亡不负给付保险金义务的一种约定。”②那么既然自杀的结果也是人体死亡、生命的结束，保险业对这一问题为什么要作出免除责任的声明呢？
首先我们从客观上即承保范围上来讲。我们往往所说的保险并不是指保证危险的不发生，而是指在风险、危险发生以后，提供一定的经济补偿，采取一些补救措施，给受损者一些物质上的帮助。保险商品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向被保险人及时提供经济补偿,以求生活的安定.可以说补偿是保险的固有职能和基本职能.也就是说，保险的实质不是保证危险不发生、不遭受损失，而是对危险发生后遭受的损失予以经济补偿。其最大的功能在于将个人与生活中因遭遇各种人身危险、财产危险、及对他人之责任危险所产生之损失，分摊消化于共同团体。保险具有减少社会问题，维持社会安定，促进经济繁荣之作用。所以承保范围很重要，不是所有的“危险”保险业务都受理的。如果是这样，就违背了保险利益原则。弄清保险的承保范围，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风险，现代商业保险的可保风险的存在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风险应当是纯粹风险。即风险一旦发生成为现实的风险事故，只有损失的机会，而无活获利的可能。
风险应当是意外的。即风险的发生不能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所致的，也不可能是预知的。
风险应当使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保险标的数量的充足程度关系到实际损失与预期损失的偏离程度，影响保险经营的风险性。
风险应当有导致重大损失的可能。风险的发生应当有导致重大损失的可能性，这种损失是被保险人不愿承担的。如果损失很轻微，则无参加保险的必要。
风险不能使大多数人的保险标的同时遭受损失。这一条件要求损失的发生具有分散性。因为保险的目的，是以多数人支付的小额保险费，赔付少数人遭遇的大额损失。
风险必须具有现实的可测性。再保险经营中，保险人必须制定出准确的保险费率，而保险费率的计算依据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所致的损失的概率。如果风险缺乏现实的可侧性，一般不能成为可保风险。
从上述6点来看，尤其是第二点，风险应当是意外的。保险以特定的危险为对象。危险的存在是构成保险的一个要件，无危险则无保险。作为保险对象的危险必须具备如下特征：
危险发生与否具有不确定性，即不可能发生或者肯定要发生的危险，不能构成保险危险。
危险发生的时间不能确定。
危险所导致的后果不能确定。
危险的发生对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来说，必须为非故意的。
很明显，自杀情况一般是被保险人故意行为导致的，从保险人承担的风险应该是非故意的这一角度来看，自杀的行为不应当属于人身保险的承保范围，人身保险中的寿命及生命的保险，一般来说，指的是“保险”自然的死亡或者是疾病导致的死亡。我们应该看到，人作为一种生命体的存在，生老病死都是自然现象，死亡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属于广义上的法律意外事件。根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法不可归责与一放当事人的意外事件而产生合同纠纷的，该当事人是可以免责的。其实，保险中的险、危险，是人们忧虑和警惕着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足以造成伤害和影响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的潜在损失因素，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广泛性和危害性。而自杀是被保险人自身具有的主观意图的行为造成的，不符合保险法上的危险的客观性，因而不应当属于承保范围。
有关人身保险的创立，有这样一种说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巴比伦的士兵出外去打仗，兵凶战危，得到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所以出征前，每个人都放下一些金钱，组成一个基金，那些不幸战死沙场的家属便可在这个赔偿基金中得到保障。从最先的保险意图来看，是没有将自杀的情形函盖在内的。埃德蒙 哈雷是人寿保险的一位先驱，他编制的一张生命表，奠定了现代人寿保险的数理基础。1693年哈雷以德国西里西亚勃斯洛市1687—1691年按年龄分类的死亡统计资料为依据，编制了世界上第一张生命表，其中精确地表示了每个年龄的人的死亡率，并首次将生命表用于计算人寿保险费率。从这一渊源来看，哈雷在制定生命表的时候，是按一般情况来统计的，可是我们知道，自杀的死亡率和一般自然死亡和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是相差很远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猜测，哈雷在制定这张生命表的时候，是将自杀的情况忽略不计了的。
其次，从主观上即保险的目的方面来讲，保险是一种经济救助的活动是分散风险，借助他人的安定自身经济活动的一种方法，一种特殊的商品交换行为，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保险人通过将投保人所面临的分散风险集合起来，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就将少数人发生的损失分摊给全部投保人，也就是通过保险的补偿或给付行为分摊损失，将集合的风险予以分散，对维护社会安定有一定的作用。将自杀作为责任免除条款来规定，主要是为了避免蓄意自杀者企图通过保险方式为其受益人谋取保险金，从而避免滋长道德危险并影响保险企业的正常核算。保险风险的无形风险因素中包含有道德风险因素和心理风险因素。其中道德风险因素是指与人的品德修养有关的无形因素，即由于人们的不诚实、不正直或有不轨企图，故意促使风险事故的发生，以致引起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的因素。保险业务中，保险人对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因素所引起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或给付责任。这是因为道德风险因素的情况，违反公平性原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这一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最基本的原则。2002年10月,我国,对《保险法》进行了修改,总则部分的惟一一处改动是增加第5条,明确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相比较而言,修改前的保险法只是将诚实信用原则与遵守法律和遵循自愿原则规定在同一条文之中,此次将其独立成条,其立法意旨就是强调保险活动必须遵循最大诚实信用原则,突出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地位.这体现了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活动的基本要求和对诚实信用的孜孜追求. 从另一方面看，法律解释学中最常用的是目的解释学，也就是说人们解释法律的时间应从立法的目的来解释法律，领会立法者的意图来决定被解释法律的适用，保险法中有关自杀的条款的设立，都是为了预防保险中有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防止一些保险诈骗分子以自杀来骗取保险金；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遇到困难实在对生命已经失去信心的社会边缘人为了为自己的受益人获取客观的保险金而自杀，因为对他们来说，此时的生命远远没有金钱那样重要了。我们拿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康宁终身保险中的有关条款作例子，在第四条保险责任的第二款是这样拟定的：“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三倍给付身故保险金，但应扣除已经给付的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我们看到，三倍的赔付额，对一部分人来说，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骗取保费的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现代社会，自杀率在升高，社会竞争日趋激烈而社会保障措施又不完善，这样极端的事件发生率在增加，自杀条款的立法原意，就是预防道德风险，防止保险欺诈。所以，寿险合同中的自杀条款往往是作为免除责任的条款出现的。
自杀条款归属于人寿保险合同中，人寿保险的标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生命是无价的，不存在衡量其客观价值的标准。但是一些人身保险的设立，在被保险人死亡时，还是能给其受益人一些物质上得补偿、一丝安慰。自杀这一特殊情形的出现原因有很多，不单纯由包括前文提到的骗取保险金，还包括有时被保险人遭受意外打击或心态失常等情况，前文我们已经到目的解释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并不是为了骗取保险金而自杀的，对保险人的完全免责，那么对保险合同中的投保人或受益人甚至是被保险人都是不公平的。人寿保险的目的在于保障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家属的利益。“如果对发生的自杀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给付保险金，势必影响受益或被保险人家属的生活③所以，为了保障它们的利益，在很多的人寿保险合同中都将自杀列入了保险责任的范围中，但规定是在保险合同生效的一定期限后。发生在被保险人身上的自杀行为，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其实我们可以把自杀条款称之为不完全免责条款。我国《保险法》第66条第二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禁条件的合同中，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在人寿保险公司退出的各类保险合同的共同条款的责任免除条款第4款中也注明：“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的。”我国将期限定为两年，是因为根据心理学的有关研究， 一个人在两年以前即开始有自杀的计划，这一自杀意图能够持续两年期限并最终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所以，我国保险法中自杀条款的这种规定，既可以避免道德危险的发生，也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二.有关立法

由于各国对自杀性质的看法不一，自杀本身的危险客观性的理解不一，以及保险业的经验和观念不同，各国国家有对自杀情形理赔的不同规定。大多数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是允许保险人因被保险人自杀而给付保险金的，但是对时间作出了限制。只有再保险合同生效后一定期限内所发生的自杀行为，才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被保险人故意自杀者，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额之责任，但应将保险之保单价值准备金返还于应得之人。保险契约在有被保险人故意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保险金额之条款者，其条款于订约二年开始生效力。恢复停止效力之保险契约，其二年期限应自恢复停止效力之日起算。”④美国人寿保险条款中有关自杀的条款就规定，无论清醒或神经错乱，被保险人所致的死亡危险，通常在保单签发后一年或二年内才列为免负责任。如果被保险人在免责期限内自杀，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须返还已交的保险费；如果在保险合同生效或恢复效力起一年或两年后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死亡保险金。至于伤害保险仅以伤害为保险范围，所以被保险人的自杀，保险人一律概不负责任。意大利《民法典A》第1927条规定：“在被保险人自杀的情况下，其发生于自契约缔结满二年之前，保险人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除非有相反的约款。如果因保险费的支付的欠缺使契约处于效力未定状态，自效力未定状态被取消之日没有经过二年的，保险人也不承担责任⑤这类允许对自杀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承保的国家，其理由不致都相同，我国学者在此方面也有相当多的论述。例如，王元肃先生主编的《保险法学》认为，“自杀毕竟是死亡的一种，有时候被保险人遇意外事件的打击或心态失常亦会作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并非是有意图谋保险给付金。为了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在很多寿险保险合同中都将自杀列入保险责任条款，但规定在保险合同一定期限后（通常是两年）被保险人的自杀行为，保险人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根据心理学的调查，一个人在一二年以前即开始自杀计划，这一自杀意图能够持续两年期限并最终实施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杀条款的规定既可避免道德危险的发生，也可最大限度地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⑥
当然还有少数国家，例如德国和日本，它们的法律规定是：被保险人自杀者，保险人概不负给付保险金额的责任。他们将自杀完全排除再保险范围之外，立法理由主要与严格维护保险法上的“危险客观性”有关，认为被保险与严格维护保险法上的“危险客观性”，认为被保险人的故意自杀是保险人当然的除外责任。此外，在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中，允许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很容易诱发道德风险，刺激自杀率的增加，在自然界中，生存是第一条，自杀是违反自然规定的，是社会不提倡的，况且自杀率升高，也是法律所不希望看到的。自杀率升高，对社会的稳定势必会造成影响。各国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与立法理念，但目的都在于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① 王肃元 主编《保险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第96页。
② 陈晓光 主编《保险法学》， 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第220页。
③ 覃有士主编.新编保险法学.武汉测绘科技大会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60—161页。
④ 陶百川 编著《最新六法全书》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9月（增修版），第225页。
⑤ 李玉泉 主编《保险法》（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249—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