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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


哈尔滨市法律援助条例

(1999年11月4日哈尔滨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1999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以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组织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并且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减收或者免收费用的一项法律制度。
第四条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应当承担法律援助义务。
承办法律援助事务的法律服务人员称为法律援助人员。
第五条市司法行政部门是全市法律援助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
市法律援助机构承担具体工作。
区、县(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区、县(市)法律援助机构承担具体工作，业务上接受市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
与法律援助有关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社会团体、院校及有关组织参与法律援助，由法律援助机构指导和监督。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条件和形式
第六条具有本市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或者事由发生在本市辖区内的公民，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需要法律服务，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由当地人民政府规定。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为公共福利组织、公益事项提供法律援助。
第七条公诉人出庭公诉的刑事案件中，有下列情况之一，人民法院指定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一)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第八条当事人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
(一)刑事诉讼的；
(二)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的；
(三)因工伤请求赔偿的；
(四)追索侵权赔偿的；
(五)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六)请求国家赔偿的；
(七)其他需要法律援助的。
第九条下列情况不予提供法律援助：
(一)申请人不能提供涉讼案件的有关证据并且无法调查取证的；
(二)争议的标的额不足1000元的债权债务纠纷；
(三)申请人出具虚假证明骗取法律援助的；
(四)法律程序简单，无需专业人员帮助的案件；
(五)法律、法规规定不予法律援助的案件。
第十条法律援助采取下列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和刑事案件中的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代理；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公证证明；
(七)其他形式的法律援助。
第三章 法律援助管辖
第十一条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受理；非指定辩护的刑事诉讼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申请，由有审判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其他非诉讼法律事项，由申请人向住所地或者事由发生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二条同一法律援助事项，由同一法律援助机构受理，但是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除外。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都有权受理的法律援助事项，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申请。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由最初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发生有关管辖争议时，由市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管辖。
第十三条市法律援助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指派下级法律援助机构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也可以指定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协助另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同一法律援助事项。
第四章 法律援助程序
第十四条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应当填写《法律援助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或者暂住证等有效的身份证明；
(二)救济证、特困证及其他有效的关于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状况的证明；
(三)与所申请的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证据材料；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十五条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由其监护人或者代理人代为申请。代申请人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代理权的资格证明及代申请人基本情况。
第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与申请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回避，申请人也有权要求回避。
第十七条法律援助机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
(一)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同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二)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15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法律援助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审查时间，但延长的时间不得超过15日。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当即决定予以法律援助；法律服务机构也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后报法律援助机构备案：
(一)有可能酿成社会混乱，在公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二)有可能激化矛盾或者当事人面临重大生命财产危险的；
(三)法律援助机构认为应当及时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况。
第十九条人民法院对指定辩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或者一审判决书副本，送交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并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后，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制作《批准法律援助通知书》，函复人民法院，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条件的，制作《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函复人民法院。
第二十一条对于法律援助机构决定减、免费用提供民事诉讼法律援助代理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先行对申请人作出缓收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的决定，待案件审结后再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诉讼费的支付。
第二十二条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符合条件批准法律援助的仲裁案件，仲裁机构应当根据法律援助机构出具的《批准法律援助通知书》，缓收或者减收、免收申请人承担的仲裁费用。
第二十三条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应当使用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印制的文书。
第二十四条法律援助案件结案后，承办人员应当及时将案件材料和有关法律文书装订成卷，交由指派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援助机构统一存档。
第五章 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五条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申请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了解为其提供法律援助的进展情况；
(二)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法律援助机构在调查核实后应当作出是否予以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申请人承担下列义务：
(一)如实陈述案件事实与相关的情况，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证据材料；
(二)协助法律援助人员调查案件事实；
(三)在受援期间因经济状况改善，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经双方协商，可不终止法律服务，但应当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四)因法律援助案件或者事项的解决获得较大利益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补偿法律服务费用。
第二十七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申请人不具备援助条件的，可以提请法律援助机构终止援助，并由申请人承担法律服务费用。
第二十八条申请人不遵守法律、法规或者违反法律援助协议的，法律援助人员可以报请法律援助机构批准，终止法律援助。
第二十九条法律援助人员在履行法律援助职责时，受到单位和个人非法干预或者打击报复的，有权向相关部门提出控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三十条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法律援助指派后，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法律援助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隐私。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及时向申请人告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第三十一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为法律援助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第六章 法律援助资金
第三十二条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以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接受社会捐赠。
法律援助经费及社会捐赠的资金由法律援助机构统一管理使用，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三十三条法律援助机构验收法律援助案件结案报告后，需要付给法律援助人员交通、食宿等费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支付。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法律援助人员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或者由于疏于履行法律援助职责致使申请人遭受重大损失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执业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处罚。
第三十五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阻碍法律援助人员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单位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元至5000元。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
第三十六条申请人以欺骗方式获得法律援助的，由法律援助机构追缴法律服务费用，并由司法行政部门处以法律服务费用双倍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八条罚款使用的票据和罚款的处理，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按照通常的理解，所谓法律适用就是指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以获得判决的全过程。概念法学认为，法官须按照三段论法进行逻辑推演，即使遇到法条意义不明的情形，也只能探究立法者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换言之，将法官视为适用法律的机械，判决之获得犹如文件复印，法律以外的因素如政治、经济、伦理等的考虑，应一概予以排除。

然而，在民事法律适用的实践中，审判者却时常会面对这样的困惑与尴尬：无论是从法律条文的应用，还是从理论逻辑的推演，个案的处理似乎都是正确无误的，但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却与法律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甚至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判决出台后，相继出现一系列不良社会反应。在资讯发达的当下，一些个案的判决往往会引起舆情的激烈反馈，虽然司法裁判不应受舆论左右与干扰，但判决所可能产生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却是无法回避的，若一味追求个案公正而罔顾社会效果，则往往由于司法判决对社会行为规范的指引作用，最终可能导致制度上的牺牲，甚至导致社会伦理的溃退。

面对争议甚至指责，审判者有必要审慎思考并回应这样的问题：基于与法律事实对号入座的法律规范，民事法律适用的具体结果如何符合社会正义？


形式法治思维与实质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指：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则是实践法治的重要前提。

如果说，法治可以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法治思维也可以区分为形式法治思维与实质法治思维，二者各有无法替代的价值，也都存在固有的缺陷。形式法治思维坚持法律的规范性与封闭性，认为通过复杂的法律方法与程序就可以实现法治，其缺陷在于机械性、滞后性，前述概念法学即是其典型代表。实质法治思维则主张法律的开放性与适应性，认为法律应该回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需求，在赋予法律灵活性的同时也会带来专断与任意的风险。从实践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形式法治是实现法治的重要基础，但基于形式法治的先天缺陷，在推动法治进程的巨大价值背后，往往会产生“一把钥匙开不了所有的锁”的无奈。

基于法律的规范性要求，立法者通常将法律规范分为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使其指引审判者寻找裁决案件的标准和依据，评判裁判结果，以期最终保障裁判结果的公正和司法裁决的统一。而司法实践中，从这样的形式逻辑出发，人们往往将法律当成了不经过发现、解释、价值判断就可以简单套用的规范。问题在于，法律语言难免有模糊，法律规范难免相互冲突，法律规则难免存在漏洞，这些都需要审判者适时地运用价值判断等方法加以补充。申言之，高度抽象的法律规范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适用才能实现其定纷止争的价值机能，这就需要以实质法治的弹性与适应性来缓解形式法治导致的法律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审判者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以实质法治思维弥补形式法治思维之不足，确保法律得以正确适用，知识实现法律的目的与功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不应简单满足于将法律规范照搬于法律事实，这是法治思维的题中之意。


法治思维在民事法律适用中的路径

民法服务于社会的方法就是将复杂的人际关系转化为法律关系，进而将抽象的法律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从而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由于社会的复杂性及对不同价值目标的取向，基于同一形式法治思维的审判者也可能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出现两种以上的裁判方案、意见，且各有其理由，这就需要审判者借助法解释学进行思考明辨，在法律规范的文义射程之内，辅之以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社会学解释等方法对文义进行阐发，发挥实质法治思维对形式法治思维的矫正机能。譬如，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民法典，但各种民事法律规范实际已构建成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谨的民事法律体系，审判者在民事法律适用时即应对民法体系熟练于心。只有基于对民法各编的内容及其体系关联有通彻全局的了解，审判者才能通过确认具有定型性的生活行为事实来寻找出妥帖的标准法则，公平公正地去确定其应该产生的法律效果。实践中，简单如合同纠纷，在引用合同法分则有名合同条款处理具体纠纷时，即需要考虑到其与合同法总则、债法分则、债法总则、民法总则等上位法的体系性关联，进而要考虑与基本法理乃至与社会基本价值、社会伦理、道德的协调性。

对于民事法律适用，王泽鉴先生曾将其归纳为历史方法和请求权方法：即就案件事实发生的过程，依序检讨其法律关系；并以请求权基础为出发点处理实例。具体而言，在分析案件时，利用历史方法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各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再以请求权基础与抗辩的分析方法考察现行法上有哪些法律规范可以作为本案诉求的请求权基础，并分析对立方对每一个请求权基础可能主张的抗辩和抗辩权，从而确定一个最为有利的请求权基础。在民事法律适用过程中，先要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对应，可称为“找法”。找法的结果存在着多种可能，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其一，找到了与其相适应的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其二，法律规范过于原则抽象，需要进一步解说；其三，没有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其四，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但其判决结果体现不同的法价值。除第一种情形外，其余情形下均需要在法的适用的过程中再借助法律解释方法这一工具对裁决结果进行评估。法律必须经由解释方能适用，这样的处理方法即体现了形式与实质互为补充的法治思维，这既是法的逻辑性、体系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基于法的社会性、实践性所决定。


法治思维在民事法律适用中的表现

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基于法的规范性规定，某种行为应当承担相应后果，但由于裁决可能产生的巨大负面效果，如违反社会公共秩序、经济安全等社会整体利益时，裁判结果也可能会突破法的规范形式，而采其社会性、体系性特征而行。这就意味着，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尤其对于一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将可能面临对另一种符合形式法治思维的裁决结果的舍弃，而此种舍弃一定是基于保护更大社会利益的实质法治思维的考量。当然，为防止裁判专断与恣意，以实质法治思维对于法律规范进行解释与个案适用必须建立在严格论证与谦抑运用的基础上，而不能取代或放弃形式法治思维，二者应是特定条件下的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法治思维的整体。只有基于对法治思维邃密深刻的思考，法律适用才能有更高的境界与智慧。

事实上，民事审判实践中不乏这样的判例：如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本应对合同效力予以肯定的情况，法官会因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权利取得方式、处分方式违反了物权法定原则而认定部分无效；甚至在某种行为与法律规范的规定相吻合，法院应当做出某种法律后果之裁判，但是法官却做出完全相反的一种判决。在一份判决中，法院做出这样的表述：“如果本院做出 ……的判断，由于法院判决对社会行为的指导作用，则有可能向公众传达出错误的信息：司法机关 ……行为持支持态度，进而将引发一定的道德风险，或许将会有一部分人采取逆向选择，……此种结果的出现，显然不利于……市场的整体安全，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因此，本院通过本案的审判，向公众传达出明确的信息……”。这样判决的合理性在于，审判者没有机械教条地固守形式法治思维，而是在价值追问的基础上，最终以实质法治思维为指引，进行法律适用，从而修正了形式法治思维在法律适用中的固有缺陷。


结语

离开了法的精神实质，以为仅仅通过建立健全民事法律制度，严格按照民事法律教义就可使得现代社会一切民事法律问题得以迎刃而解，进而实现法治化的想法，在本质上是教条主义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这也是我们适用法律时合法不合理与合理不合法的困境经常出现的原因。事实上，民事法律问题的解决，如果缺乏社会基本价值与社会伦理的支撑，其合理性是存在问题的，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更是值得怀疑的。时至今日，这种法律实践中情理法的激烈冲突，已经到了不得不引起我们警醒的程度。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