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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毕云亭与邢台市土产公司房屋纠纷案的批复

1985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5年6月10日冀法民（1985）13号关于邢台市毕云亭与土产公司房产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对毕云亭要求土产公司归还其已在公私合营时折价入股的房屋问题，我们研究认为：
双方争讼的邢台市东大街117号房屋原属毕云亭所有，1946年被错没收，1948年发还，1951年填发了房产证，确认了毕云亭的产权。毕云亭在房屋发还时，未交付益众麻店的翻修费，多年不履行债务，才致该店未予还房。1956年公私合营时，益众麻店将房屋作价入股，毕云亭未出面主张权利，按照当时国家有关政策规定，房屋已属国家所有，现在时隔多年又提出产权要求，不应支持。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你院的处理意见，即房屋归土产公司，由土产公司给毕云亭合理的经济补偿，最好是调解解决。
此复

附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毕云亭与邢台市土产公司房屋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冀法民（1985）13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毕云亭与邢台市土产公司房屋纠纷一案的请求报告（见附件），经研究我们原则上同意报告中的第二种意见，即明确房屋产权归邢台市土产公司。由邢台市土产公司给毕云亭一定的经济补偿。理由如下：
争讼之房在土改确权前经原益众麻店翻建，除两面墙保留以外，其余物料都是益众麻店新添置的。原房料换下后经原房主毕云亭之手做了处理。由于毕云亭未交付房屋翻建工料费，所以填土地证时注明了“上盖木料全部归益众麻店”的内容，这说明，该房并非全部属毕云亭所有，而且属益众麻店的是该房的主要部分。1956年益众麻店将此房入股合营时，毕云亭也未出面主张权利，入股合营以后，市土产公司已按期交完10年的5厘定息，按照公私合营政策，房屋产权至此已发生转移。在合营的10年期间，毕云亭未提出任何异议，应视为默认。从1956年入股合营到1966年合营结束到1984年提起诉讼，市土产公司一直在此营业，时隔28年，毕云亭又提出产权问题，不应支持。公私合营是国家对私人资产的一种赎买政策，合营结束产权就发生转移，不存在什么往回退的问题，本案争诉之房由于在入股合营时益众麻店和市土产公司都有一些过错，所以让土产公司给毕云亭一些经济补偿，这样是可以的。
以上意见妥否，请函示。
1985年6月10日

附二：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毕云亭与邢台市土产公司房屋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
案由：房屋。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河北省邢台市土产公司。
被上诉人（即一审原告人）：毕云亭，男，72岁，系邢台县会宁公社白塔村农民，现住本村。
双方所争房屋，座落在邢台市东大街117号，系砖木结构二层小楼上下共四间。
经查，该所房屋历史变化情况是：1935年许，毕云亭购买了邢台市东大街路南二层小楼上下共4间。之后，毕雇用两个伙计在此开麻绳铺，毕在靛市街居住，曾任街道伪甲长。1946年群运时，靛市街群众要斗争毕云亭，毕跑到石家庄（当时石家庄尚未解放），街贫民会将毕云亭所开麻绳铺连房及货物全部没收。1947年初街贫民会派于思敬等人在毕云亭原麻绳铺开设益众麻店，原毕雇用的两个伙计仍留店工作。1948年初，益众麻店将毕云亭原旧楼进行翻建，除西墙，南墙没拆外，其他均拆除，所剩11根檩条，事后经毕云亭同意给了冀成妮（原毕麻铺伙计）。1948年末，街贫民会认为毕属于错斗，决定将原没收毕云亭的小楼及货物退给毕云亭。当时由益众麻店将原没收毕云亭的货物折价旧币14万元退给了毕云亭；将翻建小楼所用工料折价16石3斗小米，让毕云亭先交付翻建费然后将小楼退毕云亭。由于毕云亭未交翻建费，故小楼未退给毕云亭，仍由益众麻店继续占用。1951年填发土地证时，街贫民会发给毕云亭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写明：“东大街村民毕云亭房产共计房屋上下楼房4间，地基一段5厘7毫。”但在备考栏内注明：“地基南墙全面西墙全面宽1丈1尺5归本主，上盖木料全部归益众麻店。”1954年东大街开街时小楼往后退，益众麻店又将门面重修。1956年公私合营时，将益众麻店翻建后的小楼做价1000元入股合营归邢台市土产公司下属门市部，土产公司按年定息5厘发给益众麻店股息，至1966年止。市土产公司一直在此开设门市部营业至今。
据毕云亭讲：从1948年起，益众麻店给其交房租金每月为5升小米，一直交到1962年。据土产公司原益众麻店经理于思敬讲：因小楼地基和两堵墙是毕云亭的，故益众麻店从1948年起给毕云亭每月5升小米的地租金，交至1966年，因1966年以前的帐已不存在，无帐可查。1984年4月13日，毕云亭以东大街117号小楼4间系其家财产，要求归还为由，向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起诉。桥东区人民法院以毕云亭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为据，判决房产权应归毕云亭所有，令毕云亭付给市土产公司原益众麻店翻建小楼费用16石3斗小米折款720元，令市土产公司将房腾出退还毕云亭。
市土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于1985年3月12日上诉到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理由是：毕云亭的土地房产证上注明地基南墙全面西墙归本主，上盖木料全部归益众麻店，说明毕云亭只有地基和两堵墙，其它都归益众麻店；现在城市的房地基归国家所有毕云亭只剩两堵墙，要求合理作价购买归公；小楼已公私合营二十多年，市土产公司一直在此开门市营业，不同意将营业用房退给个人，愿出钱购买。
经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理，并报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对此案如何定案处理，有两种意见：
一、维护第一审判决，令土产公司将房腾出，退还毕云亭；毕云亭付给土产公司翻建费720元。
其理由主要是：毕云亭持有土地房产所有证，上下楼房四间已确权给毕云亭。只是由于毕云亭当时未交付翻建费才未退给毕房屋。为保护公民所有的合法财产权，应判决毕云亭向土产公司交付翻建费，土产公司将房退还毕云亭。
二、改判：房归市土产公司，不退毕云亭，由市土产公司给毕云亭经济补偿4000元。
其理由主要是：房屋几经变化，市土产公司是通过公私合营取得该房屋，并无过错；该房屋已于1956年公私合营，市土产公司在此开门市营业已二十多年，根据1981年3月5日原供销合作总社和商业部以（81）供基联字05／118号、（81）商屋联字第5号发出的《关于合作商店入股房产坚持不退还实物的函》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商业部1983年2月25日（83）商管字第5号《关于索要、强占原公私合营企业、合作商店营业用房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精神，不应将合作商店入股房产退还给个人，而应由合作商店从经济上给个人予适当补偿。
由于此案涉及土改和公私合营运动历史遗留问题，政策性较强，为慎重起见，特向上级人民法院报告，请示本案如何适用政策法律问题。
1985年4月18日



论执行工作中的效率原则

郭辉


　　民事执行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是不同的两类程序，由于强制执行的性质使然，在执行中，效率是第一位的价值目标。由于实现债权人的权利是民事执行制度的首要目的，因此，谋求债权人权利的迅速满足是各国民事执行立法首先考虑的因素。
　　民事执行中效率原则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体现：1、实行当事人不平等主义。在执行程诒不采用双方当事人辩论、两造对抗的形式，而由债权人申请，法院予以执行，不需要等待被执行人的答辩、辩论人民法院依执行根据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并不要求申请执行人充分举证证明，也无需法院查证某项财产确实属于被执行人所有或支配，更无需在执行程序中进行言辞辩论确认财产系被执行人所有，执行机关在执行中只须依通常的标准认定该财产属于被执行人所有就可予以执行。2、执行机构单设。从国外及相关地区的规定看，一般都实行执行机构与审判机构分离，执行机构单设，执行事务或由行政机关实施或由法院单设的机构实施无论是由行政机关执行还是由法院单设的执行机构实施，其目的都是尽快执行裁判，使执行机构的职能单纯化。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机构不处理实体问题，不负责解决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或其他未决的纠纷。3、必要的强制、惩罚手段。民事强制执行，是运用国家权权力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在强制执行过程中，难免会遇上被执行人的抗拒与暴力。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减少执行程序的阻碍，使执行能够顺利而迅速地完成，许多国家和地区还规定了对不履行裁判的债务人一定的惩罚措施。4、程序迅速、简化。民事执行程序要昼简化，缩短办案周期，尽可能地迅速满足债权人的利益。如果程序复杂、时间太长，则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民事执行程序相比，我国的强制执行程序对债务人失之过宽，造成执行的疲软，违背了执行的效率原则。这主要体现在：1、过于强调对债务人的说服教育。在执行程序中强调说服教育实际上混淆了诉讼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区别，造成了对债务人的执行疲软。由于说服教育纯粹为一项政策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法律行为，因此无法在执行程序中设立可损伤的具体规则。另外，说服教育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执行机构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做好思想工作但不能以说服教育作为执行的必经程序，更不能将其上升为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从实践中看，由于强调说服教育原则，债务人往往抱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态度软磨硬泡，顶着不执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说服”本已在诉讼程序中让步的债权人在执行过程中再一次让步。最后，在执行前向债务人发出通知要求其限期履行无疑为当事人通风报信，为当事人隐匿财产、转移标的物创造了条件。2、强执、惩罚手段不足。从强制措施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的期限在15日以下，显然太短，不足以起到威慑的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罚款金额，数额也不例外比较低。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规定了“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才能判刑。对于什么情况属于“情节严重”，法律缺少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没有达到人员伤亡的，一般是不可能定罪量刑的。遇见当事人暴力抗法的情形，法院还需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侦查后交检察院起诉，法院才能对其定罪量刑。我答卷国家的这种规定与美国法院法官可以直接判定当事人藐视法庭罪相比，程序复杂得多，实用性当然也小多了。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强制执行立法的工作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强制执行的立法原则，强制执行制度应该以追求快速解决为目的，我们在执行的理念上应该转变，立法应首先考虑如何才能保证执行的效率和速度，在执行的措施上和对被执行人的惩罚力度上都应该有所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