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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关于进一步抓好春季粮食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农业部
农明字[2004]第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林、农牧）、农机、农垦厅（委、局、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当前，春季生产已全面展开，夏收作物的田间管理正处在关键时期，春播粮食生产更是时不我待。按照中央领导“工作要抓紧，干部要下去，政策要到位”的指示要求，各级农业部门要进一步行动起来，全力抓好春季粮食生产各项工作的组织落实。为此，特紧急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作重点

　　一是抓紧落实政策。今年中央扶持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力度之大、实惠之多、出台之快、要求之高，都是历史上少有的。现在的关键是要抓紧落实，让政策的效力真正发挥出来。特别是要不误农时，努力在春播之前把政策落实到田间地头，送到农民手中。

　　二是抓紧落实面积。春播是全年生产的大头，粮食播种面积的落实是全年粮食恢复增产的基础。从各地反映的情况看，虽然多数地方主要粮食作物面积都是增加的趋势，但还只是一个计划性安排，必须扎实工作把计划面积落实到户，落实到田间地头。

　　各级农业部门要紧急行动起来，集中力量，以最短时间、最快速度，走出机关，深入下去，落实政策、落实技术、落实服务。

　　二、明确具体任务

　　各级农业部门的干部和科技人员要真正沉下去，面对面为基层和广大农民提供直接服务。一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通过进一步宣传落实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农业税减免、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制度、基本农田保护等政策，调动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要做好种植引导工作。要加大信息调度，及时发布生产、气象、技术、市场和价格等信息，引导农民扩大粮食生产。要切实尊重农民的意愿，把政策、价格和增粮增收的辩证关系和道理，向农民讲清讲透，引导他们合理调整生产结构。三要重点做好生产技术服务工作。要迅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到乡村农户和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示范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加强种子、农药等农资市场监管，搞好农业生产资料的调剂服务。

　　三、切实转变作风

　　各级农业部门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会议和应酬，集中精力，扎实工作，主动当好各级党委、政府的参谋，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

　　要把政策落实和生产服务做深做细，力戒一般化，力戒形式主义，坚决杜绝浮夸作假。给农民的政策性补贴要一户一户地算账，补贴金额要张榜公布，真正把好处送到农民手中，防止挪用、截留和冒领等违法违纪行为。

　　要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倾听群众呼声，注意发现问题，开展现场办公，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能解决的问题要就地解决，真正帮助农民克服当前生产中的实际困难。

　　为协助各地做好当前工作，我部已派出27个春季生产督导组赴29个省区市，直接深入基层和农户，进一步宣传落实中央扶持粮食发展的政策措施，督导春播粮食播种面积落实，检查种子、化肥等主要农资市场，了解当前春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情况和问题。

　　完成今年粮食生产的目标和任务，各级农业部门肩负重任，义不容辞。要着眼大局，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始终做到思想认识和工作要求不放松，通过艰苦细致的努力，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农 业 部

二OO四年四月七日



浅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功能

——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夏立彬 ——

我国刑事诉讼法(下称刑诉法)第42条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规定为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俗称“口供”，在我国古代，“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诉讼是围绕被告人是否构罪、构何罪而进行的，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主角。由于被告人身份特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不能轻信，但又不能忽视，其存在有着以下几方面积极意义的功能。
一、 证据的功能
刑诉法第42条明文规定，把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而被告人的口供内容一般包括三方面内容，即：1、作为有罪供述即承认自己犯罪事实的陈述；2、解释、说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等；3、交代和检举本案中其他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作为证据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㈠通过口供可以查清被告人犯罪的动机、目的，明确被告人主观方面。由于我国实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来定罪，犯罪的构成要件通说是采取“四要件说”，通过口供了解被告人犯罪动机、目的，明确主观故意或过失，从而达到区分确定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以及处罚的刑罚幅度。
㈡口供是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的重要依据。第一，通过口供可以查明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情节，如果被告人自动投案后并如实供述罪行，则口供是认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依据。第二，如果被告人不是自动投案的，而是抓捕归案，但其能主动坦白、供认的，本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应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好，具有酌情从轻情节。
㈢同案被告人的口供能互为证人证言的问题。被告人在交待自己罪行时，又供述和检举同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此时同案被告人的口供(又称攀供)，是否作为证人证言来对待，存在较多的争论。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肯定说②。同案犯的供述与辩解，其内容既然是检举揭发其他人的犯罪事实，则性质上也是属于自己所了解、感知案件事实进行陈述，应按证人证言对待。第二、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被告人对同案犯的检举、揭发，结合刑事证据理论上讲，证人是案外人，不是当事人，此仍属于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不属于证人证言。第三，条件说。同案被告人对某件事实的陈述，是属于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还是证人证言，一般应根据同案被告人之间的关系而论。如果是无牵连非共犯同案被告人的相互供述可视为证人证言；如果只是共同犯罪的同案被告人，同案审理时，他就案件事实所作的陈述，是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如果有共犯关系的被告人不同时审判，他们就对案件事实陈述，对于其他同案犯来说，就是证人证言。对于上述三种观点，笔者倾向第三种观点，但对条件说中第二方面情况按证人证言看待，还需其他证据来补强。
二、补强的功能。
刑诉法第43条、第44条、第46条、第47条的规定是法官运用证据确定案情的四项原则。但是不少案件，能够用来证明案情的直接证据不存在，没有证人、物证，这对案件最终认定可能有困难，这就需把各个问题的间接证据联接起来，形成一个牢固、封闭的证据链，再与被告人的供述(指被告人对事实供认不讳)相结合，从而相互印证，更进一步证明“证据确实、充分”。此时，被告人供述起着补强证据功能。
三、申辩的功能
刑诉法第11条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又有该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特权，目的是为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运用刑事证据原则之一。在普通法系的英美国家以及大陆法系中日本、德国等规定被告人有权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被迫服罪(此称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又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该公约)第14条规定，把此原则列为最低限度的司法保障，此原则在我国应适用，被告人应具有该原则的派生权及辩解、申辩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兼听被告人辩解与控诉方的指控意见，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才有利于全面了解案情真相。假如，被告人提出辩解，而控方又提不出相应证据来对抗辩解的，此时，法官应认定被告人辩解成立，如果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诉法第43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辩解，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被告人辩解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有申辩功能、补强功能、证据功能等积极意义，其作为法定形式证据所起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轻信。由于收集被告人口供，不需要高科技手段，容易收集，侦查机关比较看重此证据，有时难免带来负面影响(消极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办案时对被告人口供的逻辑性、合理性以及攀供内容等进行审查，从而对其证据能力、证据力进行认定。


1999年于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