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九号）
《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已经2009年4月22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公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4月22日
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2年7月28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09年4月22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济困难和其他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活动。
第三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公民，可以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
第四条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法律援助经费专款专用，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根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确定由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法律援助工作。
第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并对法律援助工作进行指导。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受指派或者安排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人员以及法律援助志愿者。
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形式，应当与其从业资格相适应。
第七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或者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第八条 法律援助人员依法履行法律援助职责受法律保护。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第九条 鼓励社会通过依法设立的法律援助基金会或者其他形式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
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
鼓励法律服务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第十条 对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形式
第十一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的；
（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
（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
（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因劳动争议请求给付经济补偿、赔偿金的；
（六）请求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
（七）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主张民事权益的；
（八）请求赔偿因假劣农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造成农业生产损失的。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
第十二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
（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并无需进行经济状况审查：
（一）公诉人出庭公诉，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决定为其指定辩护的；
（二）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
（三）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的；
（四）公民主张因其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申请法律援助的；
（五）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因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
第十四条 公民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扩大受援人范围，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调整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
第十五条 法律援助包括以下形式：
（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
（二）刑事辩护、刑事代理；
（三）民事诉讼代理；
（四）行政诉讼代理；
（五）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六）公证证明。
第三章 法律援助的申请和受理
第十六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法律援助申请；国家没有规定的，申请人可以向申请事项发生地、申请事项处理地或者申请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按规定都可以受理的，申请人可以向其中一个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七条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羁押地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的24小时内将其申请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其委托的其他人员协助将申请法律援助所需的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提供给受理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 公民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有效身份证明。代理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
（三）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
第十九条 对下列能够提供有效证明的申请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认定其为经济困难,无需提交经济困难证明：
（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失业保险金的人员；
（二）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的人员；
（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人员；
（四）无固定收入的残疾人；
（五）依靠抚恤金、救济金生活的人员。
第二十条 法律援助申请由一个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人向两个以上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由最先收到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法律援助机构之间因受理申请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一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定受理。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人按照规定提交申请材料，并且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接受申请材料，并向申请人出具接收清单；
（二）申请人提交的有关材料存在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或者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说明；
（三）申请人的请求不属于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向有关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四）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按照法律援助的条件进行审查，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给予法律援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再进行审查：
（一）诉讼、仲裁时效即将届满的；
（二）必须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
（三）其他紧急或者特殊情况的。
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发现先行提供法律援助不符合条件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该法律援助机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进行审查，并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司法行政部门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以书面形式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五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所需费用由委托方承担；受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并且开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以及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给予申请人司法救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机构给予申请人法律援助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司法救助。
第四章 法律援助的组织实施
第二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或者经司法行政部门审查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决定作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开庭3日前将确定的承办人员名单回复人民法院。
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严格按照相关办案规范认真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未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不得委托他人办理、不得延期办理、不得终止办理；不得索取、收受受援人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报告；法律援助机构经审查核实的，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书面通知受援人和案件处理机关：
（一）受援人经济状况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二）案件终止审理或者已被撤销的；
（三）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或者其他代理人的；
（四）受援人要求终止法律援助的；
（五）人民法院撤销司法救助的。
申请人或者代理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该法律援助机构同级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审查。
第三十一条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有权向法律援助人员了解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
受援人认为法律援助人员未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经调查情况属实的，应当更换。
第三十二条 法律援助人员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结案后，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在接到法律援助人员提交的结案材料后，应当及时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财政部门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第三十三条 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仲裁费用的，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应当依法缓收、减收或者免收有关费用。
第三十四条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对法律援助案件办理中利用档案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支持，免收档案资料查询等费用，减收或者免收相关材料的复制费用。
第三十五条 鉴定机构对法律援助案件受援人申请鉴定的事项，应当缓收、减收或者免收鉴定费用。
第三十六条 受援人把法律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所需差旅费、文印费、交通通讯费、调查取证费等必要开支列入诉讼请求，经人民法院判决由非受援的败诉方承担的，受援人应当将收到的上述费用交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按照财政规定纳入法律援助经费专项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过程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应予法律援助的对象，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
（二）明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
（三）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律援助案件的；
（四）不在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的；
（五）未经批准委托他人、延期或者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
（六）索取、收受受援人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七）贪污、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第三十九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受理公民申请办理经济困难证明，无正当理由不出具证明或者出具虚假证明的，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时，由于过错致使受援人遭受经济损失，受援人要求赔偿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受援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不应当享有的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停止对其援助，并责令其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论裁判文书公开的必由之路——制作阴阳裁判文书 ——新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之裁判文书公开篇下
作者：余秀才、牟丽芬[1]
摘要：
新民诉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但书”决定了不能让公众看到与送达给当事人内定一致的裁判文书，除非裁判文书本身不记明“但书”内容，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符合裁判文书“当事人确定”的内在要求。故制作阴阳裁判文书是公开的必由之路，是法条的应有之意，是适用法律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但书、当事人确定、裁判文书公开、阴阳裁判文书
一、裁判文书记明不可公开内容的必然性
裁判文书，说到底是人民法院为特定的当事人解决特定的纠纷而专门制作的具有权利义务专属性的法律文书，其特点是三个确定：即确定的当事人、确定的纠纷和处理结果权利义务的确定。无论裁判文书如何制作，在三个确定上都必须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其中确定的当事人是防止张冠李戴的基础；相同的当事人可能产生多起纠纷，引发多个案件，需要制作多份甚至多种裁判文书，故确定的纠纷是一事一议、不告不理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要求；裁判结果确定是避免歧义，正确理解裁判结果的保障。因后两个确定与本文关系不大，故不再展开。
当事人确定，即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因关乎当事人切身利益（甚至生命），故让案件当事人具有唯一指向性，是最基础、最必然的要求，是案件审理的基本前提，因此，开庭的第一个步骤是核实当事人。当事人指向错误，不仅使纠纷处理无实际意义，且必然衍生冤假错案；当事人指向不明，容易理解错误，张冠李戴，给执行带来困难。为达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自然人，一般要求提交身份证或户口簿的复印件，或者提交由公安部分出具的户口证明；对于法人，一般要求提交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也会详细记明，有的甚至记明身份证号码。因此，裁判文书不可避免地记明了大量涉及当事人隐私的内容，这些依法属不可公开的内容。
二、裁判文书公开的全面性
（一）种类上全面公开
依照最高院的观点，“民事裁判文书的类型公开方面，应以全部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2]即除调解书之外的裁定书和判决书，原则上都应当公开，只有一种情形例外，“凡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裁判文书一律不公开。”[3]
（二）内容上全文公开
可公开的内容包括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裁判结果公开是裁判文书公开的固有内容，是指法官在综合全案证据及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所作的具体判定。裁判理由公开，最高院的观点认为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当事人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二是裁判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三是裁判适用的法律的理由。[4]最高院的观点还认为，“应以完整公开为原则，以部分公开为例外，即在公开的内容上应是对民事裁判文书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的全文公布，而不允许任意裁剪。”[5]
（三）公开方式的全面性
公开的方式分为主动公开和被动公开。所谓主动公开，即由人民法院主动公布在互联网上，也即电子文档的公开。所谓被动公开，即人民法院档案室被动地提供给公众查阅、复制，也可称纸质档案的公开。亦即无法院印章的电子文档应公开，有印章的纸质裁判文书正式文本也要公开。主动公开时，法院容易对一些涉及“但书”内容的信息进行技术处理，但被动公开时，因裁判文书本身是一个整体，就极易造成法条“但书”内容的泄露。
三、制作阴阳裁判文书的必要性
（一）阴阳裁判文书的定义
阴阳裁判文书，未见载于任何法学专著，系笔者新创之词。阴裁判文，书是指发给当事人的盖有人民法院印章的纸质裁判文书正式文本；阳裁判文书，通过技术处理，隐去“但书”内容的专门提供给公众查阅的公开的裁判文书。
（二）关于对“但书”的理解
对此，最高院的观点认为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民事案件的全案应该保密的，该案的裁判文书可以不公开；第二，民事案件的裁判文书只有部分内容需要保密的，如果该案件的裁判文书公开会影响该部分的保密的，对该部分可以不予公开，但其余不涉及保密的部分应当公开；第三，民事裁判文书中所包含的个人信息可以不公开，对这部分内容，要作技术处理，在公开时应当隐去，以便保护个人资料的安全性，避免个人信息被不法使用。这部分内容包括：自然人的基本情况（如出生日期、工作单位、家庭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银行帐号等。”。[6]
（三）制作阴阳裁判文书是历史的必然
人类的公开审判走过了漫长的历史，最初的古希腊千人大审判团，[7]与其说是审判公开，不如说审判人员公开，因为是公众来进行审理，这样做原因是公众的认识水平普遍不高，只有借助集体的力量来获得作出裁判的安全感，使法官们确信自己裁判正确，从而也获得最大多数人的认可。
为保护阶级特权，确立了一些极不公平的制度，如我国历史上，为维护有钱人，西周时确立了赎刑制度，允许用一定的财货来折抵刑罚；为维护封建特权，[8]曹魏时确立了“八议”[9]制度，晋律中规定了“官当”[10]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实行公开审判，则意味着要将种种不平等公之于众，必然引起老百姓更大的不满。因此，只能以不公开审判为原则，这是避免阶级矛盾激化以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同时，作为不公开审判的例外，对于一些罪大恶极的犯罪，不仅实行公开审判，而且在赴刑场前还要游街示众，例如我国在秦朝时就规定了“枭首”和“弃市”[11]两种刑罚，目的是起到杀鸡敬猴的威慑作用。
因秘密审判导致的乱捕滥杀、肆意妄为等暗箱操作使民众极大地丧失安全感，故时至今日，公开审判已成为全球普遍确立的制度。由此，公开与否和公开幅度也就成为严重的矛盾问题，最大限度地公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提高司法透明度，加强监督以促进公正审判的实现，增强司法公信力的需要；部分内容不得公开是实现宪法第二十四修正案所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防止司法侵权的内在要求。因此，公开是为了保障人权，部分内容不公开亦然，故公开必然是有内容选择的公开，必然导致公众看到的裁判文书与当事人收到的不可能一致，使阴阳裁判文书成为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