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转型，我国面临着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也对法院的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大量新型案件对法院工作提出新的挑战，如最近几年各地法院遇到的所谓“祭奠权”的案件。对于这种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变化而产生的案件应如何处理，不无疑问。以“祭奠权”案件为例，在民法法理上，“祭奠权”究竟是不是民事权利？“祭奠权”是否应该获得民法的保护？“祭奠权”纠纷处理的依据究竟应该是什么？当法院遇到类似纠纷，应该如何处理？
一、案例简介
[案例一]李仪诉葛英、李伟祭奠权纠纷案。[1]原告李仪与被告葛英是母女关系，与被告李伟是兄妹关系，原告与被告李伟之间因为赡养父母的问题存在纠纷，导致关系不佳。2002年原告父母到被告李伟家共住后关系更是恶劣，原告在很长时间没有与其父母联系，甚至如果不是邻居告知，原告于2004年3月差点错过其父亲的葬礼。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葛英询问其父亲的墓地地址，被告葛英均含糊其辞。后经他人告知，原告才知道其父亲的墓地地址。2009年4月原告到其父亲墓地祭奠，发现父亲的墓碑上只有其它兄姐的名字，没有自己的名字，原告遂将其母葛英和负责办理葬礼的其兄李伟告上法庭，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自己对于父亲的祭奠怀念的权利，诉请被告将其名字刻入父亲的墓碑，赔礼道歉，同时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1元人民币。法庭经过审理，认为对于死者，墓碑是其一生的总结，碑上所刻的名字是对于外界的公示，少了女儿的名字，是对于死者的不敬；同时墓碑是亲属寄托哀思、祭奠扫墓的重要工具，原告作为死者的女儿，有权对死者进行祭奠，被告的做法侵犯的原告的祭奠权。通过法庭的工作，双方达成和解，由被告李伟协助原告办理墓碑补刻手续，费用由被告葛英承担。
[案例二]李忠轩、谭宗焕诉王奇祭祀权案。[2]被告王奇与原告之女李静是夫妻，李静后病逝，火化后一直由被告保管骨灰。原告多次询问被告：骨灰是否安葬？安葬何处？被告拒绝答复，原告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及时安葬骨灰，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害赔偿2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应与被告同等享有对于李静同等的祭奠权，被告有义务将李静的骨灰存放地点或安葬地点告知原告，被告未告知，有违社会善良风俗，主观上有过错，同时被告的行为让原告精神上受到伤害，故法院判决：被告应告知原告李静的合法墓地；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元；一审宣判后，被告上诉，为二审法院驳回。
[案例三]于云鹏诉于海滨等4人祭奠权纠纷案。[3]原告与被告等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其父亲先与原告之母结婚，在原告之母病逝后，与被告之母结婚，后其父亲去世。4被告将其父亲与原告之母的遗物、被告之母一起合葬，但是在墓碑上没有刻原告之母的名字，原告因此起诉。法院认为：祭奠是生者对于死者的哀悼，原告要求在合葬的墓碑上刻上自己母亲的名字，是符合社会伦理与善良风俗，因此应该获得法院支持，故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请。
[案例四]崔妍诉崔淑芳侵犯祭奠权案。[4]原告崔妍的祖父母崔金书、李润华分别于1996年和 2001年去世，被告为死者之女，死者死亡后，被告未及时通知原告，导致原告无法向死者遗体告别，因而兴诉。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并无法定义务通知原告，其未通知并未侵犯原告的祭奠权，而与遗体告别相比，在死者生前对其的关心、探望更有意义，而对于死者的祭奠，也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故最后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祭奠权”的法律性质与请求权规范基础
“祭奠权”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我们在接触到这类案件后的第一个问题。
对于“祭奠权”，有同志认为属于身份权一种，“是民事主体基于亲属关系而产生的一种祭奠的权利，再进一步说，所谓的祭奠权，就是每一位近亲属，对已故的近亲属（特别是尊亲属）都有祭奠的权利，近亲属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的权利，相互通知，相互协助，不得干涉、阻挠。”为了说明这一点，该文的作者认为：虽然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祭奠权”，但是在《婚姻法》第21条中规定了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该条规定表明子女对于父母不仅有生养的义务，还有死葬的义务，而权利义务应该对等，该法律义务也隐含着一个法律权利，就是子女有资格对抗或者请求他人相应的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以完成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行为。[5]
但是，这一分析框架中存在问题。众所周知，在民事审判中，法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定原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是否成立，如果原告的诉请能够获得民法法律规范的支持，能够通过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法律解释学来确定原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则原告获得法庭的支持而胜诉，如果无法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中确定原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则被告胜诉。[6]但是在案例一中，通过对于《婚姻法》第21条的解释来获得“祭奠权”的规范基础，则存在问题。《婚姻法》第21条规定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赡养扶助的义务，该条款确定了父母子女之间存在请求权，即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父母和子女之间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赡养或者扶助的法律义务，对于该条款确定的权利效力而言，该权利的性质无疑为请求权，从我国对于赡养扶助的内容来讲，一般是财产内容，其权利属于财产权，当一种权利从内容而言是财产权，从效力而言是请求权，则该权利应为“债权”无疑，而债权作为相对权，只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第三人有无配合之义务。因此认为约束第三人的“祭奠权”能够从《婚姻法》第21条中获得确认，在法律体系上是无法获得支持的。
同时，这一分析框架认为：祭奠权的来源是因为子女有赡养的义务，就内含着其有祭奠的权利，也存在问题。义务能够产生权利吗？对于一个法律关系中，只有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导致相对方的义务产生，而一方的义务无法为自己产生相应的权利，而该权利的效力更无法约束法律关系之外的第三人，这应该为法律关系应有之义，因此我们从《婚姻法》第21条中无法通过法律的解释获得“祭奠权”的规范基础。
该文的作者也许意识到该分析框架存在问题，故在该文中又提出：从祭奠权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看，这类案件一般都是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的规定来进行裁决，在《民法通则》没有将公民对于亲人的祭奠资格作为一种民事权利确定的情况下，法院按照社会公德的内容来进行审理与裁决，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7]
这一分析也存在问题。《民法通则》第7条的规定属于“法律原则”的规定，而该条也为学者解释为相当于传统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8]一般认为，法律原则在民法体系中具有下列功能：一是立法准则的功能，二是行为准则和审判准则的功能，三是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的功能。[9]从“祭奠权”案的情形看，如本案适用《民法通则》第7条的活动是属于法官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但是这一适用同样存在问题，运用基本原则来进行创造性司法活动是必须要求法律体系中有法律漏洞的存在，在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官不能适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决，而对于法律漏洞，只有在“当且只有当法律对其规整范围中的特定案件类型缺乏适当的规则，换言之，对此保持沉默时，才有法律漏洞可言。”[10]这就要求适用法律原则来解决纠纷的法官，首先能够论证其受理的案件是法律规范应予以规范而没有规范的内容，否则法律漏洞的存在是立法者有意的沉默，显示立法者无意决定由法院来解决相关纠纷，此时法律漏洞并不存在。同时在该文中，作者在论证原告享有祭奠权的同时，也认为：祭奠权纠纷宜用伦理调处，彰显这一纠纷并无法律解决的急迫性，显示出运用法律原则来解决祭奠权纠纷欠缺必要的正当性。
三、从《侵权责任法》第2条看法律保护的对象
《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了侵权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对象，该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从该条规定而言，体现侵权法所保护的对象包括民事权利与民事利益。在民事权利中，受到侵权法保护的主要是绝对权，而非是相对权，已经成为立法者、司法者和学者的共识。[11]对于绝对权，一般认为是该条第2款所规定的内容，而“祭奠权”不在其中，自不待言。但是从本质上而言，祭奠是亲人对于死者表示哀悼的方式，对于祭奠方式的侵犯是否构成对于身份权的侵犯？“祭奠权”是否是《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的受到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作为民事权利的身份权，学理上通常认为身份权是指“与权利主体的身份不可分离关系的权利”，[12]包括亲权、亲属权等，而对于亲人的祭奠是否属于身份权的范畴，则应从决定身份权内容的亲属关系来进行判断。在亲属关系中，我国《婚姻法》规定了赡养、扶助、抚养等内容，但是并无祭奠之规定，那么能否从《婚姻法》的规定中推导出“祭奠”的权利？身份权的存在是以身份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在祭奠的情形发生时，往往是身份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死亡，因此其身份权也应该消灭，以第一个案例为例，原告与死者是父女关系，原告对死者在其生前无疑享有亲权，但是在死者死后这一亲权已经消灭，自无从从中产生所谓“祭奠权”，其它类似的案例也有同样的情形。
更进一步分析：我们能否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身份关系来确定祭奠权？也不可。以第2个案例为例，原告与被告是翁婿关系，但是李静死后，二者的法律关系已经中断，不再存在亲属关系，自无亲属权的存在，更不可能以此产生所谓的“祭奠权”，而其它案例中原、被告之间的亲属关系，也只能约束作为亲属关系的当事人，对于作为第三人的死者无法产生相应的效力。
四、受保护的法益的要件构成
对于上述案例的追问，除了在权利层面的讨论外，还有在法益层面的探讨，即“祭奠权”是否属于侵权法保护的法益的范畴？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论，我们需要探讨获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应该获得哪些条件。
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在德国侵权法中作为独立的侵权法救济的类型存在，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做出了规定，该款规定“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者，负相同的义务。如果根据法律的内容并无过失也可能违反此种法律的，仅在有过失的情况下，始负赔偿义务。”这一规定界定了受到侵权法所保护的法益的要件，即要求法律明确的规定、其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具有违法性、行为人应有过失。[13]在这一类型中，核心的问题是对于法规目的的探讨，即法规的目的必须是对于当事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才能够适用第823条第2款作为请求权规范基础，而对于保护人们的利益，学说同时限缩法规的意图必须是保护具体的受害人，才能够视为保护性条款。通过这一制度设计来限缩法益的保护，从而维护行为人的行为自由。
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曾经对于德国模式进行探讨。但是最终在《侵权责任法》第2条仅仅规定了侵权法对于法益的保护，既未具体界定保护的条件，也没有规定保护的界限。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该条的解读，来规范法益保护的条件。
是否所有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都能够获得侵权法的救济？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例，该法第35条规定“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该条款无疑是强制性法律规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保护车辆与行人的安全。但是如果因为某些机动车、非机动车没有实行右侧通行，导致道路拥挤，造成行人上班迟到，造成财产损失，行人能否请求损害赔偿？第35条无疑是保护行人的安全利益，但是受到损害的人能否依据该条款获得赔偿则存在疑问。在判断一个保护性法律规范是否构成受到侵权法保护的规范基础，则应该判断该条款对于个人具有直接的保护作用，否则不能构成受侵权法保护的法益的规范基础。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为例，该条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而对于个人的财产没有直接的保护作用，因此仅仅因为车辆没有按照该条规定行使，导致财产损失，不能够获得赔偿。至于如因车辆或者行人违反该条规定，与受害人碰撞等导致受害人的人身伤害，则行为人的行为违反该规定，具有违法性，应就人身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在“祭奠权”案的审理中，虽然法官认为原告的利益受到侵害，但是欠缺保护该利益的法律规范基础，因此该利益不受法律保护，进而其诉讼请求无法获得支持。虽然法官认为《婚姻法》第21条隐含着“祭奠权”的内容，但是根据对于该条款的分析，该条款的法规目的是保护父母子女之间的合法利益，对于该规定之外的第三人，不具备约束力，因此无法构成所谓“祭奠权”的规范基础，自不能获得救济。
五、“权利法定”抑或是“权利意定”
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事权利究竟应发挥怎样的作用？考察这个问题，应该先从权利的定义开始讨论，权利的定义决定权利的来源。在民法上，所谓权利，通说认为是指得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权利的本质是法律保护的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个要素组成。[14]从这一定义来看，如果权利是法律所确定的保护的利益，则没有法律的规定，就没有权利的存在，换而言之，法律的规定是权利的来源，故没有所谓的“权利意定”，只有“权利法定”，欠缺法律明确的规定，权利就不存在。[15]
正是因为在学界存在权利来源的错误认识，导致在现实生活中，“权利”满天飞，如所谓的“亲吻权”、“视觉卫生权”、“永久眺望权”等等，这种权利话语的泛化，一方面彰显我国权利观念、维权意识增强，的确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在追问这些泛化的“权利”时，[16]我们往往忘记了权利保护的意义何在，即为什么我们在民法中需要“权利”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实现相应的法律活动？换而言之，“权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意义在哪里？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哪里？
毋庸置疑，并非所有的“利益”均能够获得法律的救济，无论这个利益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也无论这个利益来源于交易活动，还是社会伦理生活。在各种利益中，法律会做出选择，部分的利益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即使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也只有少部分上升为“权利”，在这种选择的过程中，彰显人们对于社会利益的取舍。而做出这一取舍的，至少在我国的宪政体系中应该是立法者，而非法官，换而言之，在立法者保持沉默的地方，除非能够获得法学方法论的支持，即填补立法者无意遗忘的法律漏洞，否则法官也应该保持沉默。
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反思是在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的。正是因为这种“权利话语”的泛化，无疑会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紧张和权利冲突的加剧。[17]这一问题的产生导致了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后果，已为学者广泛关注。权利话语的高度泛化，最终可能导致社会对峙的出现，而权力话语的张扬导致“责任话语”的缺失，又可能导致社会冷漠度的曾加，最终损害社会本应有的“和谐”，同时权利的过度张汤也可能导致权利制约的缺失，如果欠缺必要对话的基础，则最终导致政治言语的泛化而摧毁人们之间的信任。[18]
事实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一问题已经隐约可见。以祭奠权案例为例，例案1最终是以调解结案，但是假设双方的当事人最终拒绝接受调解，法院应如何处理？假设法院按照其解说的那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保护原告的利益，那么法院的判决不是解决了一个纠纷，而是可能增加新的问题，如第2个案例、第3个案例，除了判决可能引发的法律争议外，同时还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最起码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将会恶化，那么这是法律判决的本意吗？
司法不是万能的，因此司法也应存在界限，在面对当事人的诉请时，法官应该清楚司法的界限何在，司法界限就在于现行法律的规定，法官必须尊重立法者的判断，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当事人予以救济与裁判，在法律沉默的地方，法官也必须沉默。
六、结语
中国正在面临社会转型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的同时，也对于我们的法律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各种新型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种新型的纠纷纷繁而至，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应该借助的法学的力量，谨守法律的边界，为定分止争、息诉服判，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对于法律概念与体系更为精熟的掌握，我国法学家王伯琦先生曾经指出：“我可不韪地说，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不论其为司法官或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惟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惟恐其没有概念。”[19]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注释:
[1]参见张蓉、张敏娴：“祭奠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8期。
[2]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07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以下。
[3]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以下。
[4]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09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以下。
[5]参见张蓉、张敏娴：“祭奠权的性质及其法律保护”，载《人民司法》2010年第8期。同时对于该观点还可以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2007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以下相关判决。
[6]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郑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条例（修正）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条例（修正）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2年8月28日河南省郑州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2年11月3日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7年3月13日河南省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
97年7月25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郑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条例（试行）〉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公有房屋管理，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保障城市公有房屋所有权人和使用人的合法效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公有房屋是指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
全民所有的房屋产权属国家所有。国家授权管理全民所有房屋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在授权范围内，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承担其责任。
集体所有的房屋产权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劳动群众集体组织对其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承担其责任。
公有房屋产权人依法享有该房屋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第三条 公有房屋所有权和使用权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市区、建制镇、工矿区的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公有房屋，以及全民所有制单位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所有的地处农村的公有房屋。
第二章 管理体制
第五条 市房产管理部门是本市公有房屋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
县（市）、区房产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县（市）、区公有房屋的管理工作。
城市规划、土地、财政、国有资产、物价和工商行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房产管理部门做好公有房屋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公有房屋实行房产管理部门直管和产权单位自管相结合的管理制度。
本市的各级行政事业单位由财政投资建造的房屋、法院判决和依法收归国家所有的房屋及按规定由房产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的其他公有房屋（以下称直管公房），由房产管理部门直接管理。
按国家规定属于全民所有制单位所有的房屋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所有的房屋（以下称自管公房），由单位自行管理，业务上受房产管理部门的指导。
第七条 直管公房由房产管理部门的经营单位负责经营管理。
自管公房的产权单位负责本单位自管公房的经营管理。
第八条 自管公房的产权单位可以将自管公房委托物业管理公司等代为经营和管理，其产权归属不变。也可以自愿将自管公房产权移交房产管理部门直接管理，产权移交后，不再移交给原产权单位自行管理。
第三章 产权产籍管理
第九条 公有房屋实行产权登记发证制度。
市、县（市）、上街区房产管理部门负责公有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工作，核发公有房屋所有权证件。
第十条 公有房屋由所有权人按照有关规定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产权登记，经审核桷认后，领取《房屋所有权证》。
共有的公有房屋由房屋共有人共同申请产权登记，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和《房屋共有权保持证》。
设定他项权利的公有房屋，他项权利的权利人应会同所有权人申请他项权利登记，领取《房屋他项权证》。
第十一条 《房屋所有权证》、《房屋共有权保持证》、《房屋他项权证》是公有房屋所有权和他项权利的法定凭证，禁止涂改、伪造；如有遗失，应及时向房产管理部门申请补发。
第十二条 公有房屋需要拆除的，房屋所有权人或建设单位应当持《房屋所有权证》和有关批准文件，到房产管理部门、城市建设拆迁管理部门分别办理《房屋产权监理证》和《拆迁许可证》后，方可拆除。
第十三条 公有房屋所有权转移、房屋状况变动、他项权利变更，当事人应自转移、变动、变更之日起三个月内按规定分别到房产、土地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房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在市人民政府规定期限内给予办理。
公有房屋拆除、倒塌、焚毁或其他原因灭失的，房屋所有权人应在三个月内持《房屋所有权证》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公有房屋所有权人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或变更、注销登记手续，应按照有关规定提交房屋产籍资料原件。产权登记或变更、注销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房产管理部门应将房屋产籍资料原件收集归档。
第十五条 房产管理部门负责公有房屋房产测量的管理工作。
公有房屋的房产测量，应当符合房屋管理和房产测量规范的要求，为审查确认产权提供可靠依据。
第十六条 对暂时不能确认所有权归属的公有房屋，由房产管理部门代管。代管房屋在代管期间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遭受损失的，房产管理部门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章 租赁管理
第十七条 出租公有房屋，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契约。
出租公有非住宅房屋，出租人应当持《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合法证件到市、县（市）、上街区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公有房屋，不得出租：
（一）无《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合法证件的；
（二）产权有争议的；
（三）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
（四）在已批准的城市建设拆迁范围内的；
（五）严重损坏，影响居住、使用安全的；
（六）按有关规定不得出租的其他公有房屋。
第十九条 公有房屋租金标准，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公有住宅房屋租金标准，租赁双方不得擅自提高或降低。在租赁期间，租金标准如有调整，按调整后的租金标准执行。
公有非住宅房屋的租金，由租赁双方协商议定。
公有房屋改变使用性质的，租金标准应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条 出租人应按照约定向承租人提供公有房屋。
承租人应当按期交纳租金。无正当理由逾期交纳租金的，每逾期一个月，出租人可以按应交租金额的百分之三十收取违约金。
第二十一条 租赁契约期满，承租人应退还公有房屋，如需继续租用，应在期满前二个月内续签租赁契约，承租人不续签租赁契约，期满又不退还公有房屋的，视同强占公有房屋。出租人在租赁契约期满前要求收回公有房屋的，应事先商得承租人同意。
第二十二条 未经出租出人同意，承租人不得将承租的公有房屋转借、转让、转租、调换，不得出卖或变相出卖公有房屋使用权，不得以承租的公有房屋作为投资条件合资经营或入股经营。
第二十三条 承租人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出租人有权终止租赁契约，并责令限期搬出，拒不搬出的，视同强占公有房屋：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二）擅自改变房屋租赁用途的；
（三）故意损坏公有房屋的；
（四）除特殊原因外，拖欠房租累计六个月以上的；
（五）无正当理由使公有住宅房屋连续空闲六个月以上的；
（六）利用承租的公有房屋进行违法活动的。
第二十四条 承租人可以将承租的公有房屋与他人互换使用，不受产权和地域的限制。
承租人互换使用公有房屋的，应经出租人同意，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凡互换使用公有房屋理由正当、无租赁纠纷的，出租人应予许可。
第五章 交易管理
第二十五条 公有房屋所有权人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买卖、抵押、典当和产权交换等交易活动。
下列公有房屋不准交易：
（一）无《房屋所有权证》的；
（二）有产权纠纷或与房产有关的其他纠纷的；
（三）在已批准的城市建设拆迁范围内的；
（四）依法或按有关规定不准交易的。
第二十六条 公有房屋交易应在市、县（市）房地产交易场所进行，并按照有关规定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登记、鉴证、立契、过户手续。禁止私自买卖和隐价瞒价等违法活动。
公有房屋出售、产权交换，其使用范围内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但作为动产转让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 出售公有房屋必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产权单位或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出售的证明。
第二十八条 从事房产经营的单位由市房产管理部门或所在地县（市）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资质审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后，方可进行房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九条 房产经营单位建造的商品房出租、出售前应进行产权登记备案。
第三十条 公民所有的公有房屋不得无偿转让给个人或集体所有制单位。
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房产实行有偿转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出售已出租的公有房屋，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
公有房屋以出售等方式转让给承租人以外的其他人时，原产权人出租房屋的权利和义务应随之转移给新产权人。
第三十二条 公有房屋交易应按有关规定经具有房屋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价值。交易双方可根据评估价值协商议定交易价格。
房屋经营单位建造的商品房和国家规定的其他公有房屋出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十三条 公有房屋价值评估行业管理工作，由房产管理部门负责。
第六章 使用和修缮管理
第三十四条 公有房屋的使用人应合理使用房屋，不得安装影响周围环境和房屋结构的动力设备，不得超过设计荷载使用房屋。除专用公有房屋外，不得在房屋内存放易燃、易爆、腐蚀性等有损公有房屋安全的物品。
第三十五条 承租人或其他非产权人的使用人对使用的公有房屋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除；
（二）擅自开设门、窗及改变房屋结构；
（三）故意损坏公有房屋的设施、设备；
（四）擅自加层；
（五）在公有房屋用地范围内建造私房或其他违法建筑。
承租人或其他非产权人的使用人确需改变公有房屋结构或变动附属设施、设备的，应征得出租人同意。
第三十六条 无《房屋所有权证》的公有房屋，不得扩建、改建和翻建。
第三十七条 承租人在承租的公有房屋内增加固定设备，应经出租人同意。费用由承租人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的，承租人不再承租时，承租人承担的费用由承租人与出租人或新承租人协商处理。
第三十八条 新建公有住宅房屋和调配空出的公有住宅房屋应当及时投入使用。
第三十九条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价值的公有房屋，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拆除或改变原状。
第四十条 公有房屋所有权人应对公有房屋定期进行检查，做好修缮和养护工作，确保公有房屋安全和正常使用。
第四十一条 出租的公有房屋及其设备出现损坏，承租人应当及时告知出租人。出租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修缮。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也可以按出租人的要求自行修缮，所需费用由双方按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商定。
对出租的公有房屋修缮，双方另有书面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共有公有房屋和异产毗连公有房屋的修缮，由共有人或公有异产毗连房屋相关所有权人共同负责，按有关规定承担修缮费用。
第四十三条 公有房屋的修缮标准，由市房产管理部门制定。专用公用房屋的修缮按国家有关规定标准执行。
第四十四条 出租的公有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自然损坏的，由出租人按规定的修缮范围承担修缮责任。
因承租人人为或使用不当造成损坏的，由承租人承担修缮责任。
第四十五条 出租人需修缮已出租的公有房屋，应提前告知承租人，双方应就修缮期间的有关问题签订书面协议。
第四十六条 公有房屋经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为危险房屋的，所有权人应当按照鉴定治理意见及时处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由市、县（市）、区房产管理部门按照管理权限依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伪造、涂改、骗取公有房屋所有权证件的，注销、收缴违法证件，并处五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规定办理产权登记，变更、注销手续的，责令限期补办，并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五分以上三角以下罚款；
（三）未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出租或变相出租公有非住宅房屋的，责令限期补办，并补交税、费，在限期内未补办的，处以租金总额一倍以下罚款；
（四）强占公有房屋的，责令限期搬出，期满不搬出的，强制搬出，可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五）公有房屋交易中，以隐价瞒价手段偷漏税、费的，责令补交税、费，可并处应补交费额的二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直管公房经营单位和自管公房产权单位因修缮、管理不善造成公有房屋损坏，影响使用人使用或者损害其他人合法权益的，房产管理部门责令限期修复或赔偿损失，可并处赔偿或修复费用一倍以下罚款。因玩忽职守造成事故的，应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经营单位负责人和直接
责任人的责任。
第四十九条 承租人或者其他非产权人的使用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产权人或出租人可以要求限期纠正、拆除、修复或赔偿损失，收回不正当收入，并可按标准租金的一倍以下或拆除、修复、赔偿费用的百分之五十以下收取违约金：
（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二）擅自改变公有房屋租赁用途的；
（三）擅自改变公有房屋结构或移动、损坏、拆除公有房屋及公有房屋附属设施、设备的；
（四）在公有房屋用地范围内建造私房或其他违法建筑的；
（五）损坏公有房屋和损害产权人或出租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触犯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触犯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房产管理部门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拒不执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房产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二条 房产管理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三条 城市规划区以外的乡村集体所有制单位所有的房屋，参照本条例管理。
第五十四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问题由市房产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1993年1月1日起施行。
附：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郑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条例（试行）》的决定
（1997年3月13日河南省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7年7月25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1997年9月1日起施行）
决定
郑州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决定对《郑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条例（试行）》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标题中“试行”二字。
二、第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公有房屋产权人依法享有该房屋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三、将第八条中“自管公房的产权单位可以将自管公房委托房产管理部门的经营单位经营管理”的规定修改为：“自管公房的产权单位可以将自管公房委托物业管理公司等代为经营和管理。”
四、第九条第二款修改为：“市、县（市）、上街区房产管理部门负责公有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工作，核发公有房屋所有权证件。”
五、第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出租公有非住宅房屋，出租人应当持《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合法证件到市、县（市）、上街区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租赁许可证》。”
六、第十八条第（一）项修改为：“（一）无《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合法证件的。”
增加一项作为第（三）项：“（三）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
七、第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公有非住宅房屋的租金，由租赁双方协商议定。”
八、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一款中：“对成交价格超过评估价值的部分，由市、县（市）房产管理部门依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向出售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增值费”的内容。
九、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承租人或其他非产权人的使用人对使用的公有房屋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擅自拆除；（二）擅自开设门、窗及改变房屋结构；（三）故意损坏公有房屋的设施设备；（四）擅自加层；（五）在公有房屋用地范围内建造私房或其他违法建筑。
承租人或其他非产权人的使用人确需改变公有房屋结构或变动附属设施设备的，应征得出租人同意。”
十、第四十七条第（一）项中“收缴违法证件”修改为“注销、收缴违法证件。”删去第（五）项、第（六）项。
十一、第五十一条修改为：“当事人对房产管理部门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拒不执行处理决定的，由作出处理决定的房产管理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顺序和文字作了相应的调整和修改。
本决定自1997年9月1日起施行。
《郑州市城市公有房屋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