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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变保险,保险合同关系能否解除/庄媛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10:29:14  浏览:9779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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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情】

  原告裴某在某银行通过第三人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汤某办理了盈丰C款和盈盛C两份保险。盈丰C款保险保险期间10年,标准保费20 000元,缴费年期为趸缴,保险利益摘要表中载明,一年初的意外身故和疾病身故的赔偿金各为20 000元;二年初的意外身故和疾病身故的赔偿金各为20 600元;三年初的意外身故和疾病身故的赔偿金各为21 200元;依次类推,十年初的意外身故和疾病身故的赔偿金各为25 400元,生存保险金22 840元。盈盛C保险份数为10份,保险金额10 000元,保险期间15年,标准保费10 000元,缴费年期为10年,保险利益摘要中,一年初的保险金为10 000元,意外身故和疾病身故的赔偿金各为10 000元;二年初的保险金为20 000元,意外身故和疾病身故的赔偿金各为20 000元,依次类推。在该两份保险单上,都印刷有保险公司保单专用章,签发单位均为该保险公司,盖有银行业务受理章。原告裴某在银行的保险代理业务告客户书上确认签名。银行在当日代收保险费并向原告出具银行代理保险业务收费凭证二张。保险公司对原告裴某回访电话,证实原告在办理盈丰C款和盈盛C两份保险时,投保单、投保提示书及回执均由原告本人签字确认。在回访电话中,原告曾向回访员咨询其所购买的保险中是否有人身意外险,保险公司在回访电话中也已告知原告在签收保单后有10天的犹豫期,在犹豫期内可以提出退保,但原告未在犹豫期内提出异议或退保申请。

  原告要求解除与银行间的保险合同关系,被银行拒绝。原告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定解除原被告间签订的保险合同并返还保费30 000元及利息,后追加保险公司为本案第三人。

  【分歧】本案在合议过程中存在如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且该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原告主张被告欺骗原告签订投保单的证据不足,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第二种意见为:被告在代理第三人与原告办理保险业务过程中未明确告知原告其是代表第三人签订,被告的该种行为使原告有理由相信其系与银行之间签订的合同关系,构成重大误解。且该保险合同在条款制定上显失公平,不符合保险合同损失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属于可撤销的合同。

  以上两种意见,合议庭倾向于第一种意见。但对于第二种意见,合议庭认为,可以就该合同的效力情况向原告进行释明,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撤销该合同,可判决予以撤销,若原告坚持原诉讼请求,则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目前,该案各方已达成调解协议。

  【评析】

  一、保险合同相对人为原告与第三人,双方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首先,被告具有保险兼业代理人资格,有权代理第三人与他人办理保险业务,且对于代办该业务的地点等没有限制;其次,原告虽是在被告银行营业厅办理业务,但其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于其所办理的是保险业务还是存款义务具有相应的判断能力,且通常情况下保险单与存款单的内容及形式均是不同的,故其仅以在被告处办理业务及被告在保险单中加盖业务受理章即主张被告对其欺诈证据不足;第三,原告提交的保险单上面有第三人的印章,且保险单内容显示的是保险业务,而非存款业务;第三人提交的投保单、投保告知书、人身保险投保提示书足以证明原告对于其与第三人之间签订的是保险合同是明知的;从第三人提交的对原告的电话录音看,原告在回访电话中咨询其购买的保险是否有人身意外险,表明其已明确知道购买的是保险;第三人已明确告知原告对于所投保险有犹豫期,可在犹豫期内办理退保业务,但原告并未在该期限内行使权利;被告向原告出具的收费单据显示收取的费用为保险费而非存款。

  二、被告在办理该业务时,其行为使原告构成重大误解。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合同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于合同订立、履行等的全过程。它指导我们的保险行为、投保人的投保行为、法官保险审判的理念问题。因此,首先,被告作为银行机构虽有代办保险业务的资格,但基于常人对于银行业务的了解,被告在代办保险业务时,不仅应当首先就其具有保险代办资格向他人明确说明,还应当就其办理的是保险业务还是储蓄业务予以说明。其次,被告向原告出具的保险条款为典型的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出示格式合同的一方有义务向合同对方说明合同的内容。而本案中,从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来看,均不足以证明被告在代第三人与原告办理保险业务过程中,已向原告明确说明其系代第三人办理保险业务,亦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原告明确说明其具有代办保险业务的资格,也不能证明被告已就格式性保险合同的内容等向原告履行了说明的义务。被告的该种行为使原告有理由相信其系与银行之间签订的合同关系,构成重大误解。

  三、保险条款应当符合损失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根据原告投保的两份保险的利益摘要看,盈丰C款在一年初发生意外身故或疾病身故时,该保险仅返还保险本金;盈盛C款在缴纳保险费10年的期间内,发生意外身故或疾病身故时,仅返还保险本金。因此该两份人身保险合同在原告发生意外身故或疾病身故时,无法起到经济补偿的作用,不符合保险合同损失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该保险合同在条款制定上显失公平。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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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被控侵犯商业秘密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5)朝刑初字第2838号判决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刑终字第432号裁定书。

二、案件要旨
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有四,包括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任何自然人或单位;主观方面具有故意或过失;犯罪客体为商业秘密;犯罪的客观方面为行为人实施了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并对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

三、基本案情
奥尔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主要从事园林绿化以及灯光照明设计、工程实施。被告人李某为奥尔公司的业务部经理,其在公司工作期间,奥尔公司为保护其相关设计图样、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与包括李某在内的相关员工签订了《竞业禁止协议》以及《保密协议》。
2002年4、5月间,奥尔公司委派李某以及该公司业务员张某代表公司与湖南省湘潭市有关部门洽谈城市灯光改造项目。此间,奥尔公司做了大量的设计工作,并且试生产了大量专利产品的样品和模具,湘潭方面看过方案和样品后也表示同意。但之后,李某多次向奥尔公司汇报其业务洽谈并无结果。此间,李某与张某等人预谋将湖南省湘潭市的相关工程转走。2002年8月29日,在李某仍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李某与原奥尔公司工作人员张乙共同出资成立了天诚鼎力公司,该公司经营范围与奥尔公司基本相同,亦包括园林绿化及灯光照明设计。同年9月9日,李某代表天诚鼎力公司与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70余万元的照明灯具《供销合同》。次日,李某等人又以天诚鼎力公司的名义与湘潭市灯饰管理处签订了金额为人民币101万余元的照明灯具《供销合同》。其后,李某等人以天诚鼎力公司的名义向湘潭市上述单位提供了价值人民币67万余元的照明灯具,给奥尔公司造成了人民币1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
2002年10月间,李某辞去了在奥尔公司担任的职务。同月,奥尔公司参加国际照明展览会,发现南京的一家生产厂家在宣传资料中有在湘潭市进行照明施工的图案照片,而图片中的施工场景正是奥尔公司曾派李某洽谈的项目。于是奥尔公司向湘潭市的有关部门询问,对方称已同奥尔公司签订了合同且已全部履行,而南京的生产厂家称是李某委托他们生产上述灯具的。后奥尔公司调查发现李某于2002年8月就与他人共同出资成立了天诚鼎力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与本应是奥尔公司的客户签订了两份《购销合同》,且上述两份合同的价格与奥尔公司提供的价格基本相同。后奥尔公司副总经理房某便向公安机关报案。2003年7月12日,被告人李某被告发归案。
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奥尔公司的设计申请单和护潭厂场的效果图等证据证明。其中,湘潭相关工程的负责人等均提供证人证言表示其以为李某、张某是奥尔公司所派,且一直认为天诚鼎力公司为奥尔公司的下属企业。

四、法院审理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被告人李某在担任奥尔公司业务部经理期间,伙同他人为谋取个人利益,在代表本单位与湘潭市有关部门洽谈该市广场和道路灯光改造项目期间,违背与公司的保密约定,欺骗公司领导,私下与他人合伙成立天诚鼎立公司,将从奥尔公司获取的相关客户信息、经营信息,为天诚鼎立公司所使用并获利巨大。被告人李某的行为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对于被告人李某关于其并未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辩解及其辩护人主张的奥尔公司的相关信息能够为公众所知悉,不构成商业秘密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本案所涉的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及灯饰管理处对包括照明灯具的需求信息等是奥尔公司通过付出较多的前期工作后获得的,该信息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公开,显然不能为公众所知悉,且该信息能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并具有实用性,奥尔公司对相关经营信息更是采取了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保密手段,故上述客户信息属于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应受法律的保护。被告人李某的相关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判决:被告人李某犯侵犯商业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罚金人民币20万元。
判决后,李某不服,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上诉。李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主要为: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只是普通的市场信息,不构成商业秘密,不能成为其构成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对象;上诉人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签订过《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但与奥尔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和保密义务,其行为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故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李某无罪。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认为:针对上诉人李某所提其是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签订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和《竞业禁止协议》,与奥尔公司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和保密义务的上诉理由。经查,现有书证证明奥尔人工环境设备厂与奥尔公司均隶属于奥尔企业,上述两个单位均在与李某签订的《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上加盖了印章,李某的工资、福利待遇均由奥尔公司支付,且其申请辞职也是向奥尔公司提出并获得批准。以上事实均证明李某辞职前与奥尔公司存在着聘用关系,故李某的此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根据,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李某所提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不具备构成商业秘密的要件,而只是普通的市场信息,不能成为其构成侵犯奥尔公司商业秘密的对象的上诉理由。经查:现有证据证明,奥尔公司通过产品宣传和业务员的联系,获取了湘潭市欲对该市道路及广场进行改造,需购置照明灯具的信息,该信息确具有公开性。但湘潭市相关领导查阅了奥尔公司的产品宣传资料,并对奥尔公司进行了实地考察,确定使用奥尔公司的灯具产品,并指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与奥尔公司联系洽谈,而奥尔公司亦委派李某和张某接待,就上述两单位就该工程项目多次商谈后,该经营信息已属奥尔公司所有,系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能够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且奥尔公司对相关经营信息亦有保密规定,因而可认定该经营信息已符合刑法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特征。故李某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亦不予采纳。
综上,上诉人李某为牟取个人利益,利用其在奥尔公司担任业务部经理并代表该公司负责与湘潭市有关单位洽谈照明灯具供销业务的便利条件,违反奥尔公司的保密规定,将其掌握的属于奥尔公司的经营信息,用于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并获利,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依法应予惩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及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北京市二中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一、二审法院均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某将其利用工作关系所掌握的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信息用于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并从中获利,给奥尔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行为已构成刑法上的侵犯商业秘密罪。那么,行为人的行为在满足哪些条件时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我们仅以本案为例,来简单探讨一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问题。
根据《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有下列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之一,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二)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三)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可知本案中被告李某的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理由如下:
(1)就犯罪的主体而言。根据法律规定,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已满十六周岁的自然人和单位,本案中李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的符合主体要件。
(2)就犯罪的主观方面而言。虽然条文中没有明确表述,但分析条文中所述的四种行为,可知只有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过失的行为人才可能构成本罪。本案中,李某将其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商业秘密信息提供给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并从中获利,其明知该行为违反了奥尔公司的保密规定,并会给奥尔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却仍如此行为,可知其主观方面应为故意。
(3)就犯罪客体而言。本罪侵犯的客体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以及权利人对商业秘密所拥有的合法权益。本案中,奥尔公司通过产品宣传和业务员的联系得知了湘潭市某建设指挥部和灯饰管理处采购灯具的信息,在经过与湘潭市有关部门负责人的业务联系、反复商谈,湘潭市有关领导的实地考察,并已确定使用奥尔公司的灯具产品后,该经营信息已属于奥尔公司所有,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性;上述项目一旦履行,就能为奥尔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备实用性;奥尔公司对包括上述信息在内的经营信息亦有保密规定,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故可以认定上述信息已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属于奥尔公司的商业秘密。
(4)就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言。本罪的客观方面应为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并且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包括四种: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以前项手段获取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的;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的;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的,以侵犯商业秘密论。本案中,李某将其在奥尔公司工作期间所获取的商业秘密信息提供给其与他人合伙成立的公司使用,无疑构成了对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披露、使用,并且该行为给权利人奥尔公司造成了人民币10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应属重大损失,故李某的行为也符合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客观要件。
综上,被告人李某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理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规定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人民政府


赤政发[2000]133号

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现将《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
赤峰市人民政府
 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
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的若干规定

  为营造公正、公平、宽松、稳定的投资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结合《中共赤峰市委、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决定》,特作如下规定:
  一、进一步放宽政策,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一)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要用足用活国家、自治区给予的优惠政策,根据投资者要求,把地方有自主权的政策放到最宽的程度。
  (二)清理现行政策,把住政策出口。各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定期清理政策文件,对封闭、束缚、不利于投资环境建设的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新制发的规范性文件一律报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把关审核,并在报纸上公布。
  (三)对国家、自治区、市制定的涉及市外投资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事一议”政策,必须落实到位,完全兑现。
  二、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办事效率
  (四)各级涉外机关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循外事接待的规定、礼仪,积极、热情、周到地做好市外投资者考察、洽谈的接待工作。
  (五)市外投资者所享优惠政策需“一事一议”的,由对外开放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办公研究确定,或提出主导意见,报请对外开放委员会主任办公会议决定,从速办理。
  (六)各级人民政府成立招商引资政务大厅(或投资服务中心),组织有关部门作为窗口单位一地办公,集中开展对外服务,办理项目审批、验发证照、收费等事宜。各窗口单位履行职责一律实行标准化服务承诺制和审批时限制,并将制度内容予以公布。
  (七)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要建立跟踪服务制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洽谈、报批、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要加强对各类市外投资企业的后期管理,为企业排忧解难,做到全程服务。
  三、加强对税外收费的管理,减轻市外投资企业负担
  (八)减少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服务性收费按最低标准收取。全面清理不合理收费,必须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市政府重新审定公布的收费项目目录(含收费项目、标准及减收幅度)以最低标准收取,收费目录以外的一律免收。收费目录由市政府定期审核、修订和发布。
  (九)实行“依卡收费”制度。依据收费目录为市外投资企业发放《收费卡》,《收费卡》以外的收费,企业有权拒交。
  (十)简化收费程序。除特殊行业外,行政事业性收费由市外投资企业到招商引资政务大厅(或投资服务中心)交纳。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按国家规定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四、规范检查,保障市外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 (十一)建立健全联合年检制度。各级经贸、财政、工商、税务、海关及其他法定年检部门要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对市外投资企业实行集中联合年检。
 (十二)严格划分管理权限和职责。对市外投资企业的执法检查应当由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管理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实施。无正当理由和法定程序,不得对市外投资企业进行突击检查,不得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 (十三)各级人民政府对重点市外投资企业进行“挂牌保护”,实行半封闭式管理。
 五、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政管理行为
 (十四)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 1、不按规定程序执法;乱收乱罚,借执法敛财。
 2、向企业和投资者索要赞助;未经批准在企业进行任何形式的集资活动;向企业乱摊派和无偿占用企业财、物。
 3、利用职权向企业、投资者强购紧俏产品,强制企业、投资者购买指定产品,接受指定服务,从中谋利。
 4、将职权范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通过所办中介组织对企业进行收费或将行政职能转移、分解到下属单位、经济实体,进行有偿服务,以及不交费不办事,只收费不服务。
 5、将由企业和投资者自愿进行咨询、顾问、信息、检测、商业性保险等服务项目变为强制服务和强制收费。
 6、强制企业和投资者参加不必要的各种收费培训班、学术研讨,组织企业参加国家、自治区、市规定外的检查、评比、达标、升级等活动。
 7、强行向企业和投资者拉广告,订购书报、刊物、音像制品等。
 8、享受企业职工福利、搭车旅游、组团出国,到企业报销机关、个人的各种费用票据。
 (十五)凡是侵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干扰企业合法经营活动的违纪案件,要从严从重从快查处。对投资者和企业进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故意刁难、吃拿卡要的人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按党风廉政责任制,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六、健全对投资环境建设的评价和监督制度
 (十六)在执行政策、执法执纪和服务部门中推行“三优”(优惠的政策、优质的服务、优良的环境)承诺制度。通过新闻媒体和印发手册等途径将各部门的承诺制度向社会公布,设立投诉电话和投诉信箱,接受社会监督。
 (十七)各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对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对违法和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及时予以查处和纠正;充分发挥投诉中心的职能作用,切实做好市外投资企业投诉、举报事项的调解、协调和查处工作,保障市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 (十八)将投资环境建设列入各级班子和领导干部责任目标考核内容,作为评定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