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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大


上海港口货物疏运管理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1994年7月22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1994年8月5日公布 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提高上海港口货物通过能力，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上海港口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货物疏运，是指货物在卸入港口库场后，超过港存期或者在港存期内港口货物过分集中时，为促使货物即时离港，实现港口畅通而采取的措施。
第三条 凡抵达上海港接卸货物（含集装箱及其货物）的疏运，以及相关的承运人或者其代理人、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港埠企业均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上海港务局是上海港口货物疏运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上海港口货物疏运的管理工作。
铁路、航运、道路运输等有关部门应当配合港口货物疏运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港口货物疏运工作。
市政府交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政府交通办）负责港口货物疏运工作的综合协调和指导。

第二章 港口疏运管理
第五条 外贸进口货物的承运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货物抵港前的规定时间内，向上海港务局指定的部门提供抵港船舶卸货资料。
上海港务局指定的部门在收到外贸进口货物船舶抵港卸货资料后，应当及时编制船舶靠泊卸货计划，组织港埠企业接卸抵港货物。
第六条 对抵港货物，港埠企业应当妥善、谨慎地装卸、搬移、安放、保管，并保证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提货的方便。
第七条 外贸进口货物船舶靠泊后，承运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将货物抵港情况通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内贸货物船舶靠泊后，港埠企业应当立即将货物抵港情况通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第八条 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船期公告的货物抵港时间内或者收到提单以后，作好提货准备。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接到货物抵港通知后，应当及时办理提货手续，与港埠企业约定提货时间。
对约定提货时间的货物，港埠企业应当做好提货作业准备；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约定时间内及时提货。
第九条 以集装箱港方堆场条款或者收货人库场条款为交付方式的外贸进口集装箱货物，其港存期为七日；以港方集装箱货物仓库条款为交付方式的外贸进口集装箱货物，其港存期为十日；国内集装箱货物和非集装箱货物的港存期为十日。
货物的港存期从货物卸入港口库场的次日起计算。但以港方集装箱货物仓库条款为交付方式的外贸进口集装箱货物，其港存期从拆箱次日起计算；港埠企业必须在该集装箱卸船后三日内完成拆箱作业。
第十条 对在港存期内的货物，港埠企业依照规定计收港口货物堆存费。对超过港存期未转入港外库场的货物，港埠企业依照国家规定计收超期累进保管费。
第十一条 对超过港存期后仍未提离港口库场的货物，港埠企业可以向上海港务局提出将货物疏离港口库场的申请，经上海港务局批准后将货物就近疏往港外库场。港埠企业应当在将货物疏往港外库场的次日内书面通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未经上海港务局批准，港埠企业不得将货物疏往港外库场。
第十二条 在港口货物过分集中时，经市政府交通办批准后，上海港务局可以对在港存期内的货物作出提前疏离港口库场的决定，并组织实施。
上海港务局在实施提前疏运决定前，应当书面通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规定期限内自行将货物提离港口。对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自行疏离的货物，或者无法通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自行疏离的货物，可以由港埠企业就近疏往港外库场。
在货物疏入港外库场后的二十四小时内，港埠企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
铁路、航运、道路运输等有关部门应当优先安排运力，配合上海港务局确保提前疏运的任务完成。
第十三条 对于危险货物的接卸、疏运，港埠企业必须依照有关危险货物管理的规定操作。
对于烈性危险货物，港埠企业应当直接换装，确保货不落地。因特殊情况需要将烈性危险货物暂时卸在港口库场的，港埠企业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保证安全，并立即通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将烈性危险货物提离。
对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逾期未提离的烈性危险货物，港埠企业可以将其转入港外危险品库场。
第十四条 因疏运超过规定港存期的货物所发生的装卸、运输和保管费用，由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依照规定的标准支付。
因疏运未超过港存期的货物所发生的装卸、运输和保管费用，由与疏运相关的受益人分摊。费用分摊的协调工作由上海港务局负责。
第十五条 港外库场必须具备与所承接疏运的港口货物相适应的装卸、储存、保管等作业条件；并须经上海港务局审核认定后，方可承接港口疏运货物的堆存业务。
港外库场企业应当妥善、谨慎地卸载、安放、保管所承接的疏运货物，并保证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提货的方便。
第十六条 未经海关放行的外贸进口货物在疏运时，应当转入海关监管的港外库场。
第十七条 对于疏入港外库场的货物的提离，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先与港埠企业结清有关费用，办妥提货手续，凭港埠企业出具的提货单到港外库场提货。
第十八条 对堆存期超过三个月无法交付，经港埠企业两次以上书面催提仍未提离的货物，依照国家关于处理港口无法交付货物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港埠企业对货物装卸、疏运的全过程承担责任。在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提货前，由于港埠企业责任造成货物灭失、损坏的，由港埠企业依照规定负责赔偿。由于非港埠企业责任造成货物灭失、损坏的，由港埠企业负责事故处理，或者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处理。
第二十条 在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与港埠企业约定的提货时间内，由于港埠企业的责任造成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提货未成的，港埠企业应当向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偿付提货空放的车船运输费用，约定再次提货的时间并相应延长港存期，承担由此发生的货物保管费、超期累进保管费。
第二十一条 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超过约定提货时间提货，造成港埠企业机械、劳力待时的，应当支付待时费用。
第二十二条 承运人或者其代理人、港埠企业未依照本条例第七条规定将货物抵港情况通知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造成货物超过港存期的，应当承担由此发生疏运的装卸、运输和保管费用。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使国家或者当事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单位和个人，除承担经济责任外，还应当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在货物疏运过程中，各有关单位之间发生的争议，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上海港务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处理。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上海港务局作出的疏运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疏运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市政府交通办申请复议；对市政府交通办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在疏运过程中发生经济纠纷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上海港务局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1984年2月25日上海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批准的《上海港口货物疏运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1994年8月5日
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看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

孙景兰 赵花蕊
(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内容摘要：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是现代社会两股重要力量，近些年来彼此的不断进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但由于其自身的发育还远未成熟，仍处于探索与改革中，致使两者在很多方面出现了紧张的对立。然而我们在透析这无序局面的表征后，更应看到两者的统一性，即依笔者看，应从矛盾的对立统一立场，对二者关系进行分析并努力寻找解决途径，完成合理构建，以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和保障社会公正。
关键词：新闻自由 新闻舆论监督 司法 对立 统一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使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蓬勃开展起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发展民主，健全法制，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在今日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有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和责任，以致有人将其视为我国现行的六大监督体制之一。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推动社会和谐，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健康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新闻舆论监督的基本理论
舆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只是消极的反映社会，反映公众集合意识的倾向，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社会，反作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与行为方式。舆论的定义，作为人们对舆论本质特性的认识，往往由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虽然舆论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监督作为舆论的一个基本功能，却得到了一致性的认同。
所谓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公众意见所具有的精神压力和社会压力来监督、规范人们的行为。当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社会道德底线时，舆论能够形成“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马克思语），对这些行为进行制约和监督。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不畅、力量弱小，如果独靠一己之力，其作用与影响十分有限，而新闻媒体依靠新闻所具有的新鲜性、及时性、广泛性、开放性的特点，成为公民舆论的代言人，因而新闻舆论监督也就成为了舆论监督的主导形式，成为推动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新闻舆论监督与新闻自由密切相关，在许多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明确规定，但是世界多数国家普遍认为新闻自由是一项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权利。我国宪法也没有关于新闻自由的相关规定，但是其中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两条宪法性的规定是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关系，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双重的保障。
二、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对立
正如上面提到的，新闻媒体在信息流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然而基于其自身具备的典型性特点，使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具有天然的侵犯性；另一方面司法的独立性、公正性的特点，也使得司法对新闻舆论监督具有极强的排斥性，由此两者产生激烈的冲突。从价值取向上讲，司法活动追求的是司法公正这一根本的价值理念，而司法公正以司法独立为前提；新闻舆论监督则是以媒体的新闻自由等构成的表达自由为基本的价值理念。由于作为司法独立核心的独立审判和表达自由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宪法性原则，两者不可偏废，因此在这两大社会力量各自的进步与完善的进程中，其矛盾与冲突，也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并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而愈演愈烈。
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在新闻舆论与司法的冲突中，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对是新闻媒体与司法机关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媒体逐步走向“商业化”。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寻找新闻“热点”，新闻媒体往往聚焦公众关注的大案要案，对被害人状告无门、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行政机关以权压法等等一系列的案件，尤其给予了特别青睐的目光。在这当中，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保障了案件在透明公开的环境中，得到客观公正的解决，促进司法正义目标的实现，大快人心；另一方面，虽然新闻报道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每一篇报道都会寓记者、编辑的主观性和倾向性于其中，尤其是批评性报道，所以在每一篇报道中难免有经过记者有意或无意的渲染。这样一来，使司法机关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之下，对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裁判量刑构成了障碍。
第二对是新闻舆论监督的行政化倾向与司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从第一对矛盾中引伸出来的，是一对深层次的矛盾。我国的新闻媒体总是带有官方或者是半官方的性质，各级新闻媒体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宣传部门的直接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存在。在党报或者是机关报中刊登的批评性报道，一经刊登就会产生很强的社会效应，同时也会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进而领导就会做出批示，从而为案件的最后审理结果定下基调。这里就表现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干预。 “司法独立”是法治国家所遵循的一条准则。“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要接受人大的领导，司法机关的各项费用都来自于各级财政，我国又是一个相对重行政权的国家。因此使我国的司法机关无法逃出行政权的樊篱，难以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当新闻舆论向社会发出某种信号时，司法机关就不得不重视。从而使行政权牵着司法权的“鼻子”走。
第三对则是司法过程中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原告人或被害人对待新闻舆论监督是否介入的态度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原本就是司法过程中存在，当我们从新闻舆论与司法两者关系的角度考察时，又能突显出两者间另一层面的对立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倾向之所在，社会任何一个群体总是力图趋利避害。原告人为了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及时、准确的处理。当原告或者被害人的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是案件不能得到公正的处理时，为防止“暗箱操作”，防止自身利益受损，他们就会诉诸于新闻舆论，希望以此种方式来促成案件的解决。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当事人诉诸于舆论而使案件得到重视并迅速解决的案例屡见不鲜。从被告或者是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来讲，为防止新闻“审判”和传媒“声讨”，他们不希望新闻舆论介入到司法中。当新闻媒体介入到司法中来的时候，新闻媒体带有主观性与倾向性的新闻报道，势必对执法者产生一定的舆论压力，司法人员不得不重新审视案件的社会影响力，从而影响到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其表现往往是加重了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惩罚力度。
随着冲突的不断升级，在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排斥论，另一种是监督论。
排斥论的观点主要是由法学界所坚持。持排斥论者认为，如果让新闻舆论监督司法，则对执法者会造成一定的精神压力，会对司法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约束，对违法者和受害者则可能出现不公正的对待。总体而言，就是如果让舆论监督司法，可能会影响司法的公正与司法独立。但是在当代中国除了这个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往往属于“党报”性质或者是属于某一特定机关的“机关报”，而我国又是一个比较重视行政权的国家，由此可见，我国的新闻媒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很大，而批评性的报道一经刊登，则意味着是对司法机关发出一种信号，而令司法者不得不对此案件另眼相看，从而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监督论的赞成者则是新闻界。由美国大法官斯特瓦特创设的“第四权力理论”，这个“第四权利力”指的就是新闻舆论，它虽然不是国家权力，但是它随着新闻媒体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的日益增强，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当代中国，新闻舆论也不是一种国家权力，同样是一种从宪法中延伸出来的社会权利。新闻界认为，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不仅可以使司法人员加强自己的责任心，保证案件能及时，正确的处理；也有利于保证人民群众的对国家活动，尤其是司法活动的参与权和知情权。让新闻舆论来监督司法，也可以使国家的政法，经济，文化生活在法律和道德所规范的界限内活动。
三、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的统一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是矛盾内部相互依存的两方面。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任职作为一对矛盾体，我们也不能忽视或割裂其内在的统一性，即所谓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无论是新闻舆论监督还是司法都是追求客观真实为目标。新闻舆论监督通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通过文字、图片等特有的方式向广大受众报导事实的真相。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对司法案件进行报导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性，但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客观真实，作为新闻报导的内容力争做到客观真实。司法则是通过证据调查，来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司法文书的形式来达到对守法者行为的肯定性的评价，对违法者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第二，司法与新闻舆论的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司法通过依靠符合社会一般人利益的公共意志，即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惩罚违反义务之人，司法所依据的是法律上认可的本案的事实，不仅要参照实体法，也要依据程序法，以追求法律上的公正；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即道德来评判是非，否定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
第三，司法活动与新闻舆论监督都是靠公信力才具有生命力。“只有最崇高的理想，最严谨追求真理的热望，最正确丰富的知识，以及最忠诚的道德责任感，才能将新闻事业，从商业利益的臣属，自私自利的追求，以及社会利益的敌对中拯救出来。”（普利策语）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进行监督是代表公民行使知情权，表达自由权，批评建议权，以达到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和监督，因此，这要求新闻媒体本身就要有高度的自律意识，清醒的“角色意识”。过多不当的报道，所形成的不当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会破坏公众对司法的信任，损害司法权威乃至国家形象，而且也会大大降低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同样，司法活动中也十分强调公信力的表现，公示主义，审判公开原则等等都彰显了其对公信的强调。
四、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其实司法和传媒一定程度的紧张与冲突是正常的、必然的、客观的现象，它决不是无序的，但放任它的激化与升级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应当努力推进两者良性互动局面的形成，然而这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调整与磨合过程，因为这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必须是在清晰的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其有赖于我国各项制度完善。已有学者提出，应尽早制定一部《新闻法》或者是《大众传播法》，亦或者是一部《舆论监督法》，这样可以有效的协调司法与新闻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使新闻舆论更有效的在法制的轨道内运行，发挥其对司法的监督作用；同时也使司法工作能在舆论监督下保持其应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确，制定一部有关新闻、舆论、大众传播的法律的确是现代法制国家，也是我国法治进程所必须的。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处于转型时期，民主和法制建设都不甚完善，司法和传媒都还不够成熟，过早制定一部这样的法律，容易使舆论监督的手脚被束缚，从而限制了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同时也不利于拓展司法透明的空间。更何况，在我国目前的状况下，并不具备出台这样的法律的现实土壤；即使强行出台也只能落得个被束之高阁的下场，难以实现应有的法治目的。
那么，在笔者看来，当下我们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从新闻媒体、司法机关、和公众三方面努力，积极推动良性互动的实现进程，具体来讲如下：
首先，新闻媒体，尤其是作为报道有关政法方面的新闻工作者，应形成较为专业化的特点，即既要有过得硬的新闻理论素养，又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要尊重司法机关和司法规律，恪守新闻职业道德，避免新闻侵权，负有责任感，审慎客观，切忌盲目和随意。新闻机构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事前检查和事后监督体制，明确记者和编辑的责任。从具体制度上讲:
第一，严格限制新闻媒体评论仍处于诉讼中的案件。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阶段，新闻媒体对案情发表的评论应当主要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而对于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应当发表任何评论。对于处于审判阶段的案件，也不能发表任何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更不能对案件的处理随意下结论。第二，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即使是司法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确有违法违纪行为，新闻媒体都不可以对司法机关人员进行人身攻击，不可以播出或刊发任何对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有人身侮辱和人身攻击内容的报道和评论，只能就事实说话，要维护司法人员的人格尊严。另外，还有记者的法庭报道和采访要经法院同意等等。
其次，司法机关要提升队伍素质，提高办案效率与水平，严格依法办案，增强自己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要坦然面对新闻监督，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司法权威的前提下，落实审判公开的原则，允许新闻记者旁听并做必要的采访和报道；同时也要看到正确的新闻监督对司法活动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正确认识新闻舆论监督的特点，对新闻监督的失误持宽容态度。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了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在司法独立与新闻监督的关系上表现出了灵活的姿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与中央新闻单位座谈会上即指出，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从这一意义上讲，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他希望新闻单位和人民法院之间相互了解、理解、谅解，互相支持、合作，共同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进步。肖扬还同时提出了保护正当舆论监督的六点要求和对新闻舆论监督的六点期望。这些都有利于两者的衡平与和谐关系的建立。
最后，对于普通公众而言，不断增强自己的法律意识，认清新闻监督和司法活动的不同性质，正确运用这两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要做到客观面对新闻报道，尊重事实，不盲从。
五、结语
总之，随着新闻媒体、司法机关以及公众的不断成熟，随着制度上、观念上不断完善的准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定能合时宜的出台一部能被人们接受并得到很好施行的有关新闻舆论的法律，以很好的推动和促进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活动的良性互动，实现公平正义，推动社会的健康有序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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